常子健澳门智库管理研究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员，财经作家，资深媒体人

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而立之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如果说过去的30年，珠三角创造了发展的历史奇迹，成为中国经济超速发展的巨大引擎，让世界惊叹。那么，站在30层台阶上回眸或前瞻，隐忧可见——依托国家政策优势和沿海地缘等先行优势快速发展起来的“排头兵”，在进入新世纪后不仅率先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同时也率先遭遇了“矛盾凸显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发展成本持续上升等一系列状况凸现出来。与此同时，曾经的“万千宠爱于一身”已经不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席卷、国内各兄弟省份群雄逐鹿中，已经在不同的领域被超越。

一马当先变成了全国的万马奔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针时切弊：“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改革意识却出现衰减，可持续发展竞争力下降，原有的优势已不存在或不明显。”振聋发聩，诚如斯言。

更为让人担忧的是，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下的突然变化外部大环境下，国家“出口退税下调、人民币升值、次级债风波、新劳动法颁布”等一系列调整外贸结构的从紧政策密集出台，让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独领风骚20多年的珠三角尽显疲惫不堪。

在最恶劣的经济气候冲击中，接踵而至的是民工返乡潮提前拉开序幕。八十年一遇的凛冽骤雪和政府温馨的“挽留”，依然让千万人选择了回家的路。与很多一去不复返的打工者一样，昔日曾经人气沸腾的工业园区，开始冷清，许多工厂甚至人去楼空从此消声灭迹。

一个气壮山河的经济巨人蜷身在高压、躁动、犹疑的交织阵痛中，默默地注视着大批传统密集外向型产业“抽身而去”，间或用抖动的手抚摩一下曾经灿烂无比的荣耀和辉煌。

南中国那片热土的优势正在失去吗？珠三角延续二十年多的魅力已不复存在？广东真的“失宠”了吗？一系列摆在广东人面前的棘手问题无不使人深思和反省。时任省长黄华华更是直言广东经济发展“形势严峻”。

珠三角，这座共和国经济版图上的坚实脊梁，处在经济发展裂变的十字路口！一片茫然的疑问中，30年铸就辉煌的“全球制造工厂”，而立之年面临着生死大考。

辉煌远去

大风起于珠三角。这里，曾是一块让“孔雀东南飞”、“大雁南飞”的热土。

改革开放的春雨把这片流域浇得蓬蓬勃勃，生机无限。由年的亿元增加到年的亿元，广东地区生产总值以年均增长13%的速度堪称世界经济发展的神话，不但引领中国区域经济走向，还成为影响世界的风向标。在这里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全球将会有70%的电脑产品缺货。”

但老大的位置并不好坐。时移势易，珠三角的辉煌正渐行渐远。从年起，广东人均GDP就已被浙江超越；年始，经济增速被江苏，浙江，山东普遍超越；～年，经济年均增速甚至落后上海0.7个百分点；年，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显示，上半年，广东省经济运行出现下滑趋势，七项重要经济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诸如科技教育、金融保险、公共安全、民工短缺等一系列状况凸现出来，成为“十五”时期制约经济的“新瓶颈”。

珠三角的竞争优势及影响力逐渐趋弱。前面已有“标兵”，“追兵”后面还有“追兵”。广东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事实上，广东在连年领跑全国经济的背景下，已经触碰到了发展的“天花板”——

年，在国家即将出台的“十一五”规划中，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将成为区域规划的重点关照对象。9月中旬，按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表述，国家重点关照的四大经济区中，多了成渝，少了珠三角。

而分属于湖北、河南、湖南和安徽的4个城市群成为“国”字号，又令人出乎意料。在经历了多年争论、预热后，“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四个中部城市群，在年“入围”中央关于中部崛起的10号文件，直接进入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视野，获得“高礼遇”。在国内，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经济圈、泛珠三角地区，以及成渝经济圈，均为跨省（市）区的区域经济“大块头”。而四个中部城市群，均属于一个省内的“次区域”。

年，全国四个新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相继设立和在东、中、西部完成布局，表明新一轮区域改革试验已开始发力：上海浦东新区重在为政府职能转变探路，天津滨海新区侧重探索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和新型工业化道路，成渝改革试验区主要期望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而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则围绕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探索内生型经济发展道路做文章。

拥有全国“经济特区”最多的省份，一直是广东的骄傲和法宝。但作为广东经济“三架马车”的特区却不容乐观。相比汕头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经济的“徘徊不前”，深圳经济特区成果斐然。从年到年，深圳GDP年平均增长28%，人均GDP居全国首位。但光鲜的背后，面临着政策优势的风光不再以及土地和能源紧缺、环境容量透支、人口压力的不堪重负四个“难以为继”的难题。

站在新的历史时期节点和拐点上，中部在崛起，环渤海在跨越，东北在振兴，西部大开发热火朝天。而引领中国经济30年的珠三角该向何处去？

而立之年的生死大考

彷佛又被重重的给了一拳，年元月1日，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给了珠三角最“致命”的一击。

元月6日中午，来自辽宁的王季迈出了与他朝夕相处7年的东莞某纸箱厂大门。与他一起失去工作的，还有百余名同样糟糕心情的工友，更多的人则踏上了返回故乡的列车。当然，这个春天茫然不知所措的不止王季一人，在珠三角，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中小企业主沮丧的面孔。传统制造业，正遭受着一轮来势凶猛的产业转移大震荡。

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有人这样形容。

再一次被国内外各大媒体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的珠三角，却不是以辉煌呈现在读者、观众的眼中和视觉中的。

年12月10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珠三角上千企业倒闭调查：成本上升致企业外迁”；年1月2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珠三角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2月26日，《珠三角：辉煌已成昨日旧梦？》非常醒目的标题出现在全球最为知名的财经类媒体《华尔街日报》上。文章指出，在过去20年里成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地区，如今正面临着成千上万家企业弃之而去的境地，并预测当年将有大约家的港资工厂会停产。如果说在环保要求提高、工人最低工资上调、外贸政策收紧、银行停贷、民工荒、供电紧张、劳动合同法及地方政府急促产业升级转移等众多压力因素，早已让大部分企业倍受煎熬，那么接踵而来的各种限制政策，诸如年7月1日调整的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7月23日颁布44号文《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纺织、家具等种加工贸易出口受限；12月底，新一批种商品的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公布，使得产业在自身积弊和内忧外患的共同作用下来了一次总爆发。

在珠三角一个又一个工业区，随着工厂和民工的离去，许许多多街上的店铺一批批地倒闭。随处可见紧闭的铁闸门上方挂着招租的广告牌。工厂的倒闭和迁移呈现出加速趋势，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此起彼伏的“裁员浪潮”。一则《珠三角台资港资工厂因用工成本激增大量关闭》的文章道：年关难过，珠三角大批台资、港资工厂在春节前倒闭，有的甚至是欠债出逃。

虎门镇是东莞市典型的服装加工镇，在年到年之间，它一度被称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飞虎”。但处于金融风暴中的“飞虎”，插翅难飞了——年底，虎门镇有家企业倒逼或出走。年一季度，这样的现象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虎门外来劳工大批撤离，劳动仲裁一起接一起。镇村两级一季度外来工遣散费就花了0多万元，镇里的干部愁眉苦脸地对《经济观察报》的记者说：“不走的厂子也成了空壳，平常一千多号人的工厂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可以说，加工业正在离开虎门。”

有着多家制鞋企业的惠东县是女鞋生产基地，年底吉隆镇有10%的制鞋企业关停和迁移；受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全国重要陶瓷产业基地佛山这一年淘汰了全部陶企的近10%，而往年正常淘汰的只有一两家。一时间，很多的出口企业把“大单”改成了“小单”、把“长单”改为了“短单”，甚至被迫放弃了一些贸易机会，陷入停产、半停产的状态。“两条腿都已陷在泥里”，无外力恐怕是“难以自拔”。第一纺织网总编辑汪前进不无担忧道。

最严峻时刻，终于来了

外向型企业这一巨大的群体和传统密集型产业旧有的生存、发展格局，面临近2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和挑战，终于来了。

年10月15日，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的合俊集团宣布，坐落在东莞樟木头的两家工厂倒闭，总数约人的员工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引发了整个珠三角的一场大地震。紧随合俊这张“多米诺骨牌”倒下其后，17日，百灵达公司深圳工厂宣布，从20日开始停止运营，名员工被解雇；20日，宝安宜进利工厂宣布破产，坪山创亿玩具深圳有限公司倒闭；21日，龙岗港声电子厂破产，西丽西洋服装厂倒闭……作为“世界工厂”的核心地带的珠三角被美国华尔街引发的金融风暴海啸推向了风口浪尖。一时间，危机下的珠三角充满悲情气氛。23日，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预测，珠三角现有7万家港资企业，如果有1/4出问题，那就有1.75万家企业倒闭。与此关联，这7万家工厂在珠三角雇佣了超过万工人，当1/4工厂关闭的情况发生后，将导致万名员工失业并引发失业潮。

珠三角这一次陷入的危机，折射并拷问着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与弊端，那就是——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面临的危机就不单纯是生产危机，而是生存危机。

香港工业总会一份针对珠三角港商的调查显示，珠三角当时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没有谁愿意走，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东莞市一家港资鞋厂老板毫不讳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是迫使他最终决定迁离的助推器。就在新法实施前的年底，这家鞋厂就基本上歇业了，多名员工遣散近2/3，光补偿费就拿了几百万。

处于这次“珠三角大量企业外迁”中的主角，是数万家具有候鸟特性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广东省社科院编写的《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广东境内真正的大、中型企业只占全部外资企业总数的8%，大量是承接来料与进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外迁的主要产业是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纺织业，金属制品，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这些企业靠的是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始终居于价格链的底端。

大面积企业倒闭或迁离，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以致于以前捆绑在企业上的链条迅速崩解。一家包装厂负责人以鞋厂举例说，一家较大的鞋厂关门，为鞋厂提供配套的纸箱厂、印刷厂、包装厂等各种配件厂都将受牵连。通常大厂有一二十家配套的小厂。而这些小厂的倒闭，又会引起更下端的生活方面的链条产生连锁反应。做工人生意的商店会歇业，针对外来工的幼儿园会停止，还有很多其它第三、四产业等等。

据广州海关统计，年第一季度广东省外贸出口总值.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增长16％，同比增速回落12.2个百分点。其中，纺织品服装、塑料制品出口下降，玩具、鞋类出口增幅放缓。出口值列前5位的城市依次为深圳、东莞、广州、佛山和珠海，除东莞出口增幅略有所提高外，其他4城市出口增幅均有所回落。而同季广东对美国出口.58亿美元，增长4.8％，增幅回落10.7个百分点。

广东省中小企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关闭企业数量较多的地市分别是：东莞市家、中山市家、珠海市家、深圳市家、汕尾市家、佛山市家以及潮州市家。从行业分布看，关闭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五金塑料、电子产品、陶瓷建材等传统型、低技术、高耗能行业。

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寒流，广东制造业的生命力正面临考验。珠三角的困局，正是今天整个中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局。

台商，发力东南亚

沿海产业转移大潮将至，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已经展开。

年5月11日，在第四届“东亚投资论坛”现场，面对台下的中国企业家，越南驻华全权大使陈文律发表了演讲。内容是：越南国内的投资环境以及越南针对外来投资者所推出的多种优惠政策。

陈大使在自己的演讲中称，10年来，越南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5%，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在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越南对外资利用的规模正不断扩大。

竞争力削弱

据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年8月28日公布的“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结果显示，大陆9年来第一次出现“投资环境力”下降、“投资风险度”上升。这是该公会依据市场竞争力、投资环境力、投资风险度、台商推荐度等指标，对大陆90个城市进行的每年一次综合评比。台商普遍认为，过去数年一直是台商投资主流地区的珠三角区域，已经被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取而代之。曾连续五年上榜的东莞市区，连续三年上榜长安、石碣、厚街及深圳等被列入“暂不推荐”城市。同时被打入“冷宫”的还包括北海、宜昌、兰州、哈尔滨、泰州、西安、惠州、长春和漳州。

而在“极力推荐”的前十名城市中，有七个位于长三角经济圈。综合实力排名前十强的地区分别是苏州工业区、苏州昆山、天津滨海新区、苏州新区、无锡江阴、杭州萧山、南京江宁、扬州、成都和南昌。苏州工业区蝉联三年首位，成都和南昌则连续六年、五年进榜。报告显示，台商在大陆未来的投资布局所考虑的城市和地区，排前十名的分别是上海、昆山、北京、杭州、越南、苏州、天津、成都、青岛、厦门。而其中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台商未来想要布局的城市，依次为苏州、昆山、宁波、上海、厦门、北京、无锡、南京，珠三角地区只有深圳入列。

“中原大学”企管研究所教授吕鸿德说：“长三角优于环渤海和珠三角。在23个城市里面，列入长三角经济区的有14个城市占60.87%，环渤海30.43%，其它城市就零星分布在其它区域。”

长三角投资环境为什么开始明显优于环渤海及珠三角？调查给出的理由是：以中国各区域来看，杭州湾大桥和苏通大桥通车，使得长三角交通更加发达，加上京津高速铁路完工，代表“大北京时代”来临，环渤海经济圈交通将更顺畅。

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指出，虽然“西部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似乎还未得到台商完全的青睐，但随着“东协10＋1”市场的崛起，“泛北部湾”已成为台商在中国大陆布局的重镇。

优势凸现

就在国内产业转移遭遇制度“瓶颈”之时，东南亚国家在土地、劳动力价格等方面的固有优势开始凸现。按台湾投审会的数据，年1月份核准的台商赴大陆的投资件数为71件，较上年同期减少32%，核准投资金额为6.亿美元，也较上年同期减少了20.05%。由于越南鞋产品外销享受美国、欧盟及东盟等优惠关税，近年的台湾制鞋业迅速将新的产能投资转向越南，把越南作为一个出口加工基地。

台湾《联合报》指出，在东莞的台商已经有80%准备迁走。越南《西贡解放报》年5月6日报道，香港贸易发展局投资促进机构代表前一日在胡志明市表示，香港企业正在酝酿投资转移，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纺织品和皮革企业逐步转至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越南，以降低生产成本。当月，香港贸易发展局组织了43位香港制衣和制鞋业代表，“抱团”赴越南和柬埔寨进行考察。这已是港贸发局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第二次组织港企团体“亲密”接触两国。对此，当月22日出版的《南方都市报》这样分析——经历了上世纪80、90年代港企北上深圳及珠三角的淘金潮后，同样的历史正开始在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上演，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宽松优惠的官方政策，出口贸易可以规避的国际壁垒……随着这些曾经的“深圳优势”逐渐褪去，东南亚部分国家开始成为从深圳“手中”承接港企企业的下一站。

时不待我。大家都在发展，速度慢了就是退步。

除了上述的资源、环境等优势渐行渐远外，从另一个角度说，台商在大陆还有一条短腿，那就是融资。大陆要留住台商，两岸金融还必须加速融合。年，随着两岸三通进程加快，两岸金融合作已经成为热点话题。7月份，部分台湾银行获准开展人民币兑换业务，但台湾银行登陆的进度显然和大陆台商的实际需求相去甚远。而在越南，却是完全不同的情形。自年台湾庆丰银行在越南设立第一家分行起，截至年底，台湾银行在越南有18家分行或办事处。

尽管“越南制造”的真正崛起还需假以时日，但这个人均年龄只有30岁的年轻国家在发展中享受到巨大的人口红利可能或将成为现实。

外迁之路：带着镣铐，独舞

制造业是雁行企业，永远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迁移。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都是这么过来的，如今珠三角也不例外的遵循着同样规律。

规律是不可阻挡的。

转移之困

此间，很多企业将临近广东的江西省列为了转移的首选地。

据当时的一则公开消息称，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有约家企业，其中80-90%都是从珠三角地区转移而来，从年到年的情况看，转移过来的企业数量和规模都成明显上升态势。年赣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之一就是建设沿海产业“飞地”，并与广东等沿海产业转出地政府、行业协会进行接触，也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政策，设立产业转移工业园由沿海地区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负责组织投资、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等工作，并按商定比例从当地财政受益年度起30年内进行利益分成，前10年按60%的比例、后20年按40%的比例奖励给投资方。

年3月13日，全国人大代表、赣州市市长蔡晓明做客新华网谈赣州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时，明确表示：“为了落实好我们的开放战略，我们走对接、承接、融合的路子，对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产业承接，承接的目的就是融入到珠三角。”

许多企业迁出了广东，并不表示一切都能够顺利。

对于产业转移，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本身都感觉到，产业转移并不是搬个家、换个地方那么容易。中山市一家有两万多员工规模、出口美国最大的台资鞋企，去越南看过，去广西、四川、湖南、江西考察过，阳西转移园都去四五次。但多种权衡后还是留在了珠三角。年3月，香港贸发局统计数据表明，年广东倒闭中小企业一万多家。而亚洲鞋业协会统计，关闭的鞋企中，有约25%迁到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地，有50%左右到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等地设厂，另有25%的企业还处于观望状态。

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很多企业即便面临着重重困难，但仍在观望。一方面是观望行业环境，另一方面是观望政策动向。这种观望其实是一个珠三角该转未转企业的集体心态——不敢转。

谨慎发力

毕竟，转移之路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作为一直工作在企业转移第一线的李晶，是广东省中山火炬(阳西)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阳江市中阳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总监、总经济师。他为此的注解是：一些工厂转移之后，虽然税费低了点，人员工资少了些，水电土地也便宜，通过核算这些，他们觉得很划得来。但转移之后，却发现转入地的产业配套不完善、交通物流成本增加。在当地运费最少要占成本的10%，而在深圳、东莞运费只占生产成本的3%。另外不少的企业还得在当地买地建房，而不像广东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厂房租赁市场。在越南及内地一些地区，劳动力成本是优势，但在产业配套方面同样不方便，配件和原材料都得从东莞等地运过去，物流成本大增，技术工人、管理人才也是较大问题，研发几乎是零。他举例到，一个在中山的服装厂，在阳西建了0方米的厂房，很大也很漂亮。但厂里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已经本土化了，不想走。老板也没有办法。工人难招管理人员更难招，什么都建设好了，但就是搬迁不了。

年3月的一天，在广州中信广场71楼，我陪同辽宁省朝阳市发改委的四位同志拜见了香港驻粤办事处主任梁百忍先生。对于此种现象，他说：“很多港商都不愿意轻易转到其他地方去，虽然他们选择一个地方有很多理由，但在另一个地方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即使是迁移，也只是他们扩充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总部还是留在珠三角。”

在东莞，一些优势制鞋企业并没有迁移。全球最大的女鞋贸易商、美国利威鞋业公司总裁查理斯深有感触“东莞的地方产业链非常完善，而且这里的工人做鞋10多年了都已成了行家里手，这里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谨慎发力的不止查理斯一个，在内地及周边国家的各种承接产业转移优惠政策的“围追堵截”中，具有趋利本性的一些外资企业在这种大震荡下，还是有很多对珠三角痴情不改，不离不弃。“毕竟，东莞的制鞋业经过20年的发展，形成了‘制造基础扎实、市场运作规范、产业配套齐全’的最大优势。”当时的东莞市经贸局有关负责人如是分析。

就在中国沿海一些城市产业转移大潮前夜，以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开始把眼光重点投向中国。而与此对应的是，在中国商务部“万商西进”政策推动下，中国中西部地区也为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紧锣密鼓地备战着。

在去留之间寻找方向

“半夜逃离”，是形容年在山东的部分韩资企业转移现象，就在时隔几个月后，年上半年的珠三角的一些港资和台资企业在似乎都到达了另一个阶段——站在“拐点”上徘徊。

其实，产业转移，触动的是很现实的经济利益。

焦虑和不安

各种生产要素的变化使“驻扎”于珠三角的大量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企业面临着要么转型升级，要么关停或迁移的“生死抉择”……

廉价的土地及劳动力，加上口岸区位，是出口加工贸易企业落地生根的条件，而当前者在珠三角已渐成为稀缺资源时，转移就成为一种必然。年，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在“第六届中国进出口企业年会”上表示，我国长期依靠低要素成本优势参与市场竞争，依靠低价格占领国际市场的日子，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一季度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速同比下降20.6个百分点，服装、纺织、鞋帽、箱包等行业的出口增速放缓。”该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用数字表示了对外贸企业困境的担忧。

在美国次贷危机的持续加重下，GDP迈入亿元的东莞慢下了脚步。年该市第三季度经济运行统计显示：新签、增资外资项目宗数同比分别减少了25.8%和33.9%，利用外资形势较为严峻。企业订单减少，生产和出口前景令人担忧。另外，企业签订加工贸易合同数和合同出口总值也分别下降15.2%和15.6%，其中本来是接单生产高峰的7月和8月，企业签订合同金额却分别下降40.9和44.2%。来自广东省发改委的调查表明：东莞的部分产业开始梯度转移，主要涉及电镀、漂染环节的中小型的毛纺、五金电子行业，低附加值、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企业；中山一些纺织、五金、家具企业因为招工难、劳动成本上升、厂房租赁等问题转移；佛山采取适当补贴的方式动员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搬迁；深圳的产业转移冲动较大，其中钟表行业今年来30%的企业选择了部分甚至全部搬迁。从转入地的情况看，清远、河源转入企业较多，阳江、汕尾、湛江等地区转移企业还较少。

部分出口企业的倒闭、外迁是市场优胜劣汰、资源成本、税收及产业政策调整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产业梯度转移的必然过程。珠三角大部分中小企业都集中在传统的第三产业和加工制造业上，还停留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上。在先行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经济衰退的综合环境挤压下，走还是留，确实进退两难。走，企业不仅对转移政策的信息掌握不充分，且搬迁成本高。留，就会面临原有所在地土地、劳动力、用水、用电等成本的不断增加。在众多问题之中，融资难、用工难、用地难等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信心犹存

是观望，对峙？还是另寻生路，寻求发展空间？在走与不走之间，珠三角数量庞大的制造业群体大多数仍按兵未动，在暗中对峙。但更多稍有实力的加工贸易企业选择自救。

广东东莞台达电子制造厂是台资电子产品生产企业，有两万多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该厂进行了部门和产品线的整合，使内部生产力得到切实提高，年开始后的三年间，同一条生产线效率提高了4倍。同时，为了应对人力成本上升带来的成本增加问题，对工人的工作进行了降低、合并、精简、删除，通过提高自动化程度来减少用工数量。此外，还积极开拓原材料采购渠道，控制经营成本。

对海内外热议的珠三角外向型企业面临的困难，年产值约为～0万双，在美国单一市场销量第一的外向型企业，“绿洲鞋业”总经理尤以力表示:“欧盟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一直很大，而在美国市场由于汇率、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等本来经营就比较难的情况下，再加上国内去年的雪灾和美国的次贷危机，现在确实是雪上加霜。但我们认为这种困难是暂时的。而且广东地方政府也非常开放，东莞这里也有很多优势，我想一定可以等到春天到来的一天。”

同样具有样本意义的外向型企业，全球最大的窗帘制造商东莞泛昌窗帘制造企业，年出口额约为30亿元人民币。副总经理庄锡钦坦言：“今年的情况，讲不难是骗人的。但话说回来，大家面临的困难都是一样的。经过这一轮洗牌，很多小企业都倒闭了，只要我们挺住了，今后的生存环境反而会更好。”

“珠三角这么多制造业，肯定不会都死。谁能守到最后，谁就能等到机会。”隐隐的忧虑中，既有对现实变革的渴望，更有对未来坚定的信心。

“搬，还是不搬，我一直难以决断。”东莞龙佳服饰有限公司老板钟志明（化名）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当地政府在鼓励企业向东莞（韶关）产业转移工业园搬迁，并给予优惠政策，但东莞完善的产业链和商务环境让他难以割舍。

广东省经贸委及中小企业局在年3月份就开始进行专项调研，先后赴省外四川、重庆以及省内深圳、东莞、肇庆、云浮等地进行调研，同时对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发展民营经济的状况进行了研究对比，直面广东省中小企业自身的病根，寻求“过关”良策。

企业外迁现状之外

或将转型升级，或将外迁，或将自生自灭？

在产业发展已经进入了瓶颈期的十字路口上，珠三角到底有多少家企业外迁？事实上，由于企业到外地办厂并不需要向原厂所在地政府申报，因而地方政府也无法准确掌握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否向外界传言那么严重？莞市经贸局在当时向笔者佐证：“根据近几年我局向有关镇（街）、行业协会和企业了解到的情况，以及综合分析近期外经贸、海关、国税和劳动等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表明，目前我市并未出现大规模和行业性的产业转移现象。”

理性看待

如何用理性思维和长远眼光看待企业外迁？首先应明确的是，企业外迁产业转移是市场行为，是资本追逐利润的结果。从政府角度来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市场规律、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正确决策。

对于广东而言，部分企业外迁、关停现象，应视作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阵痛”的表现，企业外迁客观上有利于广东淘汰大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腾出土地、劳动力、公共服务等资源，使优质企业扩大再生产，并吸引高附加值产业进入。但政府应对这种“阵痛”给予客观、正确的评估，积极应对，平稳过渡，避免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冲击。

在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产业发展到一定层次必然经历一个梯度升级的过程，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是正常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开拓市场，将土地、资源、劳动力、运输等生产加工环节有选择地迁移到成本相对较低或靠近终端市场的地区，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

珠三角出现的这种企业迁移现象表明经济在进步。

“深圳企业外迁现象不是现在才发生，而是贯穿于深圳经济发展的20多年间。一些企业迁出去了，但更多更优质企业迁了进来，这在企业眼中是市场行为，在政府眼中则是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抉择。”年11月中旬，深圳市贸工局局长王学为在接受当地媒体记者专访时，就“深圳企业大举外迁”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强调不要将深圳企业的“走出去”或正常产业转移，与“企业外迁”轻易划上等号。企业外迁归根结底是资本利益驱动的表现，是企业为寻求更大的利润而做出的经营选择，有其符合市场规律的必然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市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王学为评述两种“外迁”结果时表示，“一些不符合深圳产业导向的企业外迁，有利于我市‘腾笼换鸟’，引来更多的‘凤凰’来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实现功能置换和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扩张性外迁的企业总部，包括管理、研发、营销、财务中心仍然保留在深圳，在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分支机构汇总纳税模式下，此种外迁对深圳的税收贡献仍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张性外迁也是一种符合我市产业发展实际的外迁。”

尽管出现了一些中小企业迁离、关停现象，但珠三角各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仍保持增长。广东省中小企业局会同广东省工商局统计的全省企业新注册数目，以及注吊销情况统计，年1—9月，全省各类市场主体共注吊销企业家，与此同时，全省新注册企业总数家，全省新注册企业总数与注吊销企业总数比较，净增加家。

在政府的引导下，以市场为导向，珠三角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渐进的改变。

“企业外迁，适时转移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保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但企业的外迁和转移也是要有步骤、有选择进行，”李晶道。梁百忍亦有同感：“如果是汰弱留强，我们应该用规范化手段来给一些不守法的、不规范化的企业念‘紧箍咒’，可是在这个规范化过程还没成熟之前，如果我们就用行政手段来赶走一批，那这样就是扭曲市场行为。”

喊“冷”背后

虽然许多企业喊“冷”，但从数据上看，珠三角企业的情况并非想像中那么悲观。

梁百忍回应有多少港资企业外迁时说：“数据很难统计。举个例子，江西赣州已经超过家企业，港商企业在哪里都有这个生产线，他们绝大部分不是单独在赣州生产，他们大部分都有总部在珠三角地区，赣州只是生产分部，主要经营还是在珠三角。从赣州模式可以看出来，这个是最通常，最普遍的现象。”

4月15日下午，广东省外经贸厅举办了“外经贸形势报告会暨广东外经贸发展报告（—）发布会”。信息显示，年广东省对外贸易再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额.5亿美元，连续22年居全国第一。该年第一季度，广东进出口贸易总值为.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3%，低于全国24.6%的增长幅度，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6.3%。同时，全省一般贸易进出口、私营企业进出口、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增速高于全省同期进出口的总体增幅，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幅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国际金融风暴对广东确实有影响，但并没有形成‘倒闭潮’。实际上，广东正实施‘双转移’政策，即使没有金融风暴的影响，这些企业也会转移，也会搬迁。此外，广东还有很多新增长的企业。今年1～9月，全省注销企业有5万多家，但新登记注册的企业有9万多家。这些新登记注册的企业中有很多是小企业。广东省的‘双转移’政策不会因金融风暴的影响而停下来，相反会成为应对金融风暴的一项重要对策。”11月12日，针对一些境外媒体对广东省情的夸大和渲染，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时任副省长肖志恒做了上述说明。

从市场经济里面，每一年都有企业结束，每一年都有新的企业成立，这是个很自然的过程。关键是这个速度。

产业变局，现实的迫切选择

转移不成，就转型。

转型，升级已经成为金融风暴中中国企业的主题词。无论是在观望、或是对峙，还是另寻生路的同时，企业都希望政府大手笔“救市”，有望尽快渡过经济“寒冬”。

如果说持续的原材料、工资等成本上涨，是市场不断向珠三角企业发出的警示，那么一直以来政府导向给企业释放的信息，是同样的指向：珠三角的出路只有一条——产业转型和升级。

归根到底，企业才是市场的主体。珠三角经过30年的积累，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仍将吸引企业在这里繁衍生息，成长壮大。转型的压力，成长的困扰，企业应该都是最先感受到的。珠三角的企业家都非常清楚“羚羊定律”:自己不一定比狮子跑得快,但一定要比同类跑得快!跑在前面的企业，会慢慢发现不同的风景，向更大的天地拓展。但总有落后的企业会慢慢消亡或者离开。

改变是必然的。“只要不是‘只死不生’，只要有能替代的产业，没有竞争力的就让它撤走吧。”有产业经济专家提出，珠三角已经到了展开经济转型的“拐点”，要实现这种转型，就必须允许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华尔街日报》给出的数据暂无法证实，珠三角地区企业有没有、会不会大规模外迁也是众说纷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外向型企业,已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并亟待破局。

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型企业一直是广东进出口贸易的主力军。从最初的“三来一补”企业，到今天珠三角成为世界最重要的鞋革、服装、IT产品的制造业基地，外向型企业在进行自身升级转型的同时，也让珠三角在世界的版图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工贸易的产业链这些年来也在不断延伸，年广东加工贸易带动的国内配套产业的产值就达4亿元人民币，同时广东加工贸易的增值率也由年的35.6%上升为年的56.6%。但毋庸讳言，当加工贸易出口政策从紧、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时，珠三角不少外向型企业也走到了发展的重要隘口。

对于遭遇发展瓶颈的珠三角来说，产业格局升级“变身”，既是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也是最为切合实际的前行途径。

在市场发展的优胜劣汰法则中，一些外向型企业在这片土地上也已呈现出不同的生态。早期的来料加工企业已经逐步退出珠三角版图；一部分加工贸易企业已经成为行业龙头；一些企业则从OEM起步后，逐渐向研发和销售两端延伸，进而实现转型。

简单出走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中国毕竟有着13亿的内销市场。经过这轮风暴的洗礼，具备一定实力的台资、港资企业正在转型自创品牌，主攻内销市场。但是，转型于内销市场，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还是敢想而不敢为。不少外商投资企业属于全出口企业，尽管国家加工贸易政策已有所松动，去年商务部也已经出台有关文件，允许一些加工贸易企业部分产品在补办手续后内销，为在隔绝的外销市场和内销市场间尝试性地打开了一条口子。但在实际执行中，根本不可能满足企业的转型需求。毕竟由于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设备是保税入关的，为了维护内销企业的公平，这些保税设备被严控用于生产内销产品。因此，如果外向型企业转内销必须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重新添置设备。

从去年一直跟踪加工贸易企业转型的东莞市厚街镇外经办主任陈锦胜称，外贸加工企业要开展内销业务，一般先稳定出口，再逐步扩大内销，如果不做出口直接转内销，风险太大。他说，根据一些外贸加工企业转内销的经验，一般是70%出口，30%转内销。

“如果迁移是按需迁移，以及扩充手法来推进，珠三角的影响是正面的，因为珠三角就是从过去简单生产慢慢变成生产总部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这个迁移是很快的，而且这个迁移不是扩充性的，是断掉性的，连根拔起的话呢，那这个生产面一环扣一环的要素肯定断掉。如果是这样，对珠三角的负面影响就比较大。我希望这个现象不会普遍出现。”梁百忍不无忧虑。

经济寒冬中的破冰之旅

曾经一次次“杀出一条血路”的广东，这一次迎来了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如果说“矛盾凸显期”是拦在广东省经济向“又好又快”发展前进路上的一道门障，那么，“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待目前的问题，用科学发展的成果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打开这扇门的一把金钥匙。

看清自己

先哲训示：“看清你自己！”因为人类看清自己最难。

经济总量被巨大的人口分母摊薄，让广东的决策者们深感百舸争流，无由自满；国际贸易形势风云变幻，让广东的当家人们痛觉自主创新，时不我待；人们对蓝天碧水的期盼，让珠三角的先行者们彻悟环境善治，势在必行……

传统的自我审视法多是“盯着自己看自己”。盘点“已有的东西”，发展的着眼点也只能放在“延伸已有的东西”上；现代的自我审视法是“跳出自己看自己”，发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互补潜力”，把发展的着眼点放在“挖掘互补潜力”上。

惯性与创新的博弈，总会伴随着阵痛。

“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还有竞争力？”“是躺在过去的功劳薄上重温过去的辉煌，还是痛定思痛勇往直前？”，一连数月，对于珠三角未来的各种各样的质疑早就甚嚣尘上。不过，迫在眉睫的珠三角现状让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头脑还保持着一份清醒，那就是破解珠三角产业升级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对技术进行一场革命。事实上，珠三角乃至广东所面临的这道难题，实则是一个“中国命题”，在“中国制造”在改革热潮中遍地开花之后，其产品的技术低下是实现向“中国创造”的飞跃一个障碍，这不仅仅只是困扰着珠三角和广东。

珠三角的加工贸易在30年的高速运转后，也的确到了该面对现实自我省思、并重新规划未来的时候了。黄华华公开表示，“更好地巩固三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是政府要做好的事情。”

正视问题而不绕道走。深化区位优势，做好粤港澳大文章，成为专家们开给广东的一剂药方。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陈恩认为，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一方面要深化和拓展粤港澳合作才能面对共同挑战，携手扬长补短和共创新辉煌。另一方面要采取新思维，运用新策略,来有效寻找粤港澳产业合作的结合点和区域合作的利益交汇点。丁力也认为，这一轮的产业转型,单单依靠广东自身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要通过粤港在更高水平上的合作。

产业转移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我想，这个时候，如果再讲空话套话，如果处理不好，东西两翼就会丧失产业转移的一次发展机遇，它们会直接跨过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到外省或者国外。”李晶诤言。

站在经济寒冬拐点上的广东，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抉择。广东省在经济发展中凸现的瓶颈因素急需冷静对待……

梯度升级

迁出低端产业，引进高端技术，由传统劳动密集型向现代产业体系升级，是珠三角的现实选择，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改变，就意味着机会。在金融危机的“疾风暴雨”中，广东省各部门紧锣密鼓的对产业转移现状进行调研，跳出广东来规划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方向，把家底子亮出来，把现状摆出来，清醒认识广东的机会和挑战，努力做好引导者、组织者、推动者的角色。旨在通过适时的政策指引，帮助外向型企业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一起寻找解决的方法，找准各自的定位，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和生存形式。

但是，做好珠三角各地的产业定位和合作分工，并非易事。珠三角各市竞争多于合作，产业相似度很高。资料表明，从工业看，深圳与佛山、惠州、东莞结构相似系数在0.79以上，珠海与佛山、惠州、东莞、中山在0.73以上，佛山与中山为0.88、肇庆与江门为0.87。各地都在全力抢占重要产业、未来产业的制高点。

哪里是珠三角的制高点？广东省经贸委下发了一份名为《珠三角与东西北区域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作意见》的文件，希望能加快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步伐，把珠三角企业的技术、管理、营销、品牌、资金等优势与东西北地区的资源、成本优势结合起来，突破粤东，加速粤西，壮大粤北。

“产业转移，企业本身有决定权，我们不能影响他们，我们只能努力协助一些企业，帮助他们度过目前的一些困难。我们正在这方面做出工作。另外一方面政府最近也拨款协助这些港商怎么有效的提高环保这方面的要求，减轻他们对环保要求的压力，我们还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尤其是内地的内销市场方面增加他们的市场空间，也可以将它们的根留住在珠三角。”“我们希望可以跟港商共同努力，跟广东省携手合作，将大部分港商的根留在珠三角，将他们以前纯粹是一个生产的企业变成一个综合性企业，一个总部性企业。在珠三角进一步发挥他们的角色，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梁百忍诚挚之语。

金融风暴下的广东，酝酿新政力推产业转移，包括转移成果或将与政绩考核挂钩等，从而将低端制造业从珠三角转移至粤东西北，甚至云南、贵州和广西，腾出空间，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形成自身前店后厂的格局。这是广东站在更高的视野看未来——毕竟，珠三角不仅仅是广东的珠三角，也不仅仅是中国的珠三角，更是世界的珠三角。

梅新育指出，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产业发展到一定层次必然经历一个梯度升级的过程。产业的梯度转移可使企业获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开拓市场，将土地、资源、劳动力、运输等敏感成本的生产加工环节有选择地迁移到成本相对较低或靠近终端市场的地区，这是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必然过程。

顺势而为

针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受到了“新瓶颈”的制约，须寻找良好的发展空间和突破口。丁力在南方日报上撰文《什么制约了广东发展后劲》中指出：“与竞争对手比较，我们的经济总量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优势，似乎足以让我们轻松地喘上一口气，静下心来做好转型这篇大文章。但是，应当看到，由于竞争对手不仅在数量上赶超我们，而且同时也在加快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步伐，这双重的赶超容不得我们有任何的侥幸。与沿海地区一些省市比较，我们并不处在绝对的优势地位，有许多方面我们需要补课，如民营经济发展、区域发展平衡等，竞争对手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对已经取得的成就不能有半点陶醉。”

广东省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全国1/3，外贸依存度高达.4％。一旦此间出现问题，影响绝不会仅限于广东或珠三角一域。汪洋率队考察了集聚港企的制造业重镇东莞，专项调研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汪洋要求东莞要加快产业转型步伐，强调“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步伐不会停止，只有加快珠三角产业转移步伐，才有机会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黎友焕强调，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迁移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关系到珠三角产业升级能否顺利进行的整体布局。另外，他认为，珠三角在面对产业调整这个问题上，首先应该鼓励这些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升级或把其在境外的总部搬迁到珠三角来，不应该一味地要求所有的加工贸易企业都要搬迁；其次是对不能升级的低技术含量的加工贸易企业要加快转移速度，政府要强势介入到产业转移的具体工作之中，不能消极等待。

处在转型期的珠三角，是否能承受传统企业外迁、倒闭之痛？珠三角产业转移，广东区域发展融合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毕竟，破冰之旅的大幕已拉开——不仅仅是珠三角的九个市，其它十二个地市也都针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揭短”、“亮剑”。

珠三角一体化，粤东在奋起，粤西在行动，粤北在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