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宁波，有个村庄叫滕头村，成名已久。

曾先后获得全球生态佳、世界十佳和谐乡村、国家AAAA级旅游区、全国首批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等40多项荣誉奖项。

年，滕头村社会总产值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达6.7万元，远远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

滕头村户籍村民，享受令人羡慕不已的村集体福利，包括基本福利、住房福利、生育福利、养老金福利、医疗福利等各种补贴。

让全国人民惊愕不已的是，这个滕头村既没有煤矿，也没有稀土矿。

恰恰相反的是，当地自然资源匮乏，人均田地少得可怜，属于典型的穷山瘦水。

那么，贫困滕头村是如何从被人嫌的穷村庄，发展成闻名全国的富裕村呢？

滕头村传奇致富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呢？

据相关媒体报道，滕头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成就，需要感念“鞠躬尽瘁、劳苦功高”的老村支书傅嘉良。

这位历经世事的老书记，吃尽了别人不能吃的苦头，坚持了别人不敢坚持的事情，做出了别人不敢做的决定。

在长达37年任期内，他先后为村民做了四件划时代的大事情：

一是改造村里穷田荒地；

二是创办农村集体企业；

三是坚持走集体道路；

四是注重经济生态和谐发展，从而奠定滕头村今日之基础。

年至年，是一个重要节点。

傅嘉良带领滕头村民搞农业基础建设，把全村所有的碎石田、荒山田、凹凸不平的“靠天田”，改造成平整、规范、灌溉方便的高产田。

愚公精神，让滕头村产粮从亩产斤，猛然提高到亩产斤，彻底解决村民温饱问题，摘掉穷帽子，拔掉穷根子。

为后来兴办村集体工厂，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

年底，傅嘉良抓住改革开放的先机，利用村里多裁缝的乡村资源，办起了村里第一个集体企业——滕头服装厂。

年，村办企业日渐兴旺，村民都愿意种地，出现良田荒废的情况。

傅嘉良，反其道而行之，把分包到上户的农田收集起来统一经营，改种水果、花卉、苗木等农业经济作物，并成立集体农业公司。

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开始搞企业改制，傅嘉良坚持以集体所有制为主，通过稀释部分股份留着经营人才，确保村办集体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当地村民曾对媒体讲到，如果没有老书记傅嘉良的坚强领导，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走集体道路。如果不走集体共同富裕之路，滕头村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

毫无疑问，没有傅嘉良，就没有滕头村的今天。

而傅嘉良之所以能创造奇迹，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努力，就是坚持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继续走互帮互助、共同致富的村集体道路，也就是今天常常被人淡忘的农业合作化之路。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中国农业合作化之路。

01

年，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在毛主席领航下终于走出历史的阴霾，进入全新的历史纪元。

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而言，可谓是百废待举、万物待兴，其复杂与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南征北战。

摆在新中国政府面前，最迫切的有两个问题：

一个迅速解放其他尚未解放的国土，肃清敌人匿藏在各处的残余势力；另一个重任就是在解放区内搞土地改革，尽快恢复正常农业生产，解决人民群众吃饭问题。

毛主席熟知历史，深知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实行土地私有制。

这种制度在短期内，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通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社会将重现生机与活力，进入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盛世。

然后，盛极而衰，历朝历代莫不如此。

从长远看，土地私有制在繁盛的背后，隐藏着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痼疾，是国事兴衰与朝代更迭的根源所在。

如何彻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如何根治贫富分化问题？如何让新中国跳出历史的怪圈？

人民领袖毛主席，遇到中国历代帝王都曾面临的问题。

只不过历史上很多帝王，都缺乏秦始皇开天辟地的魄力，多数人沿用前朝旧制，或者在原有治理系统上做些修补。

唯独毛主席是个例外，他毕其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思考，志在构建一个全新的治理系统，从而保证中华民族长盛不衰。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磨难史，落后就要挨打，像一记响亮而灼热的耳光，让毛主席有切肤之痛。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被洋人掐住脖子，是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年，毛主席在某次重要会议上讲到，中国人要想出人头地，一定要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而千疮百孔的新中国，要想很好地完成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要发展农业，通过农业来完成工业原始积累。

而当前新中国农业发展非常滞后。

农民基本上还是沿用旧式农具耕种，依然是分散的、零碎的、小农经济模式，同苏联机械化、集体化农业种植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中国农业要实现机械化、规模化、集体化耕种，就必须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这大致就是新中国搞农业合作化的前因后果。

毛主席从完成中国工业化、建设国民经济体系、构建全新治理系统，三大国家战略层面来通盘思考。

基于当时国情，搞农业合作化是为了提高农业效益，出产更多粮食，积攒更多资金，从而实现快速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通俗地理解，就是靠农民种地攒钱办工业。

在当时，新中国选择的余地不多，毛主席能打出手的牌也非常有限，完全是一条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其中的艰难与曲折，唯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才能身同感受。

新中国农业合作化之路，从年至年，前后大致历经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

而人民公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也进入短暂的社会主义时期，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盛况。

可惜历史走到今天，令人扼腕长叹的事情时有发生，很多中国人却误解了中华民族史上最有气节的凛然岁月，产生深刻的误解。

有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02

年12月，北京寒风袭肘。

毛主席在审阅《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批示：

“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以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

年12月，全国土地改革工作基本完成。

分到田地的农民中，有人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有了田地，再也不用给地主做牛做马了；忧的是自己没有耕牛、农具，有地种不出粮食。

在这个方面，老解放区的农民，比新解放区的农民有经验，他们采取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方式克服这些困难。

早在江西苏区时期，江西老表就自发成立劳动互助组。

毛主席深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农业合作方式，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在整个中央“苏区”范围内大力推广。

据史料记载，年中央“苏区”17个县当中，共有各种合作社个，股金30余万元，为稳固中央苏区政权提供了厚实经济基础。

当时发展得最好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把江西老表劳动互助的经验带到陕甘宁边区，并适时地大面积推广，鼓励他们农忙时可以结成互助小组。

采取互帮互助，分工合作的方式搞农业生产，不仅大幅度提高农业效率，还照顾到老弱病残的贫困家庭，这种两全其美的生产方式，被“边区”农民群众的广泛采纳。

年后，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与惨烈的军事“大扫荡”。

为了彻底消灭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日军在扫荡过程中实施了“烬灭作战”策略，即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

在严酷与酷烈的大扫荡中，位于晋东南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西沟村，有一位其貌不扬却勤劳能干的民兵队长。

他一面带领全村农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一面悉心配合八路军抗击日军“大扫荡”，并多次率领民兵参与抗日战斗行动。

这位朴实而能干的民兵队长，叫李顺达，农业合作化早期劳动模范兼风云人物。

为了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号召，克服日军扫荡与自然灾害的双重困难。李顺达于年2月6日，组织西沟村6家贫困户，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业劳动互助组。

这种自愿加入的互助组，做到了资源共享与合作分工，从而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后来，李顺达农业互助组的成功经验，在山西境内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全面推广。

据统计，当时太行区32个县，建立了个农业互助组；晋察冀边区25个县，建立了38个农业互助组；晋绥边区政府也建立了数量可观的农业互助组。

由于李顺达在农业生产方面做出特殊贡献，先后受到平顺县抗日政府、太行区党委的表彰，被评为“劳武结合英雄”“生产互助一等英雄”等荣誉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李顺达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

年，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发出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倡议书。

这份浸满浓浓爱国情怀的倡议书，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引发全国个互助组和名劳模积极响应，掀起一股全国性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热潮。

最值得称道的是，李顺达在第二年乘势创办了金星农林牧合作社，还着力培养了女劳动模范申纪兰，让农业合作社事业后继有人。

同年9月，毛主席在北京接见李顺达。

为了表达对农业生产互动组及人民群众的敬意，毛主席亲笔题写奖状书“生产战线上的模范”。

在宴席上，平时很少饮酒的毛主席端起酒杯，对李顺达恳切地说到：

“你在太行山住，那个地方石厚土薄，你做出了成绩，我敬你一杯。”

这就是我们人民领袖毛主席的风范，一生不敬权贵与官员，只敬劳动模范，只敬国家功臣，只敬平凡而伟大的人民群众。

年至年，算是农业合作化初期阶段，主要以农业劳动互助组为主，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辅。

截止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余万个农业劳动互助组，参加互助组的农民达到2亿余人左右。

其中部分省市，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全国大约有余个。

农业劳动互助组，土地属于农民自己的，建立在自发自愿、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一方面，农民抱团取暖，克服了劳动力、畜力、农具不足的困难，解决各自家庭的短板问题，实现了合作共赢。

另一方面，人心向齐，团结产生力量，有力支援了抗日根据地，帮助八路军度过最艰难的“大扫荡”时期。

农业劳动互助组，没有完全固定的方式，有的是临时组成，有的是长年互助。你家老公耕田是个好把式，就负责耕地；我家媳妇割麦子麻利，就负责割麦子。

这种在劳动生产中的分工合作，明显提高了农业效率，符合现代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种植理念。

西方经济学名著《国富论》对此作了系统阐述，认为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有巨大作用。

这种源自底层农民的互帮互助智慧，其实并不令人惊讶。

因为这种智慧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它是中国农耕文明沉淀两千多年后的本然反应。这种团结、互助、协作的文化基因，融入了每个中国人血液，生生不息。

只不过在阴霾密布的中国近代史上，它被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所击碎，然后又被不断的民族罹难所掩盖。

而毛主席，像个神奇的心理魔术大师，把这种尘封一个多世纪的民族精神，慢慢地唤醒了起来。

03

年8月，北京的天气格外炎热。

一场围绕“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10个初级农业合作社”的激烈争论，从三月份持续到八月初还没有停止的迹象，似乎让北京的空气更加沉闷与炎热。

毛主席获悉这场争论之后，同负责华北局工作的相关同志沟通，明确表示支持山西创办初级社的意见。

最后一锤定音，解决了这场耗时近半年，事关初级社肯定与否定的无休争论。

这件事，表面看来是一场普通的农业工作分歧，其实背后蕴藏着高层对农业合作化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某次重要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总方针问题。

重申计划用十到十五年或更长时间，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个总路线内容中，重点阐述到农业问题。

毛主席认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广大干部在农村工作的重心。

年7月27日，朝鲜半岛中西部一个名叫板门店的偏远地方，迎来世界瞩目的“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代表中方签署了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

这标志着安定与和平，终于向百废俱兴的新中国徐徐走来。

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党中央召开了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时隔一个甲子，我们结合中国农业现状与国际农业发展格局，重温《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内容，在字里行间依然发现许多真知灼见。

我举例一部分重点内容，以供各位读者阅读与思考。

1、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2、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3、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4、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5、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6、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读完毛主席谈话内容，字里行间隐隐透出一种关切而急迫的情感，禁不住让人浮想起曾经的父母，在孩时对我们耳提面命的情景。

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急切而温暖之情，在当时我们如何也理解不了，只知道在内心嘀咕父母的不近人情。

经历了世事之后，我们才读懂了父母的内心。

这段历史亦然。

在毛主席主导下，中国农业合作化之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个，参加初级社的农户27.2万户。

年1月，初级社多达.4万个，参加初级社的农户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

仅仅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升级改造。

对于具有5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其组织的终端与首端之间，虽然隔着县、市、省三级组织，依然可以做到通畅无阻，说明整个国家的组织架构非常高效。

从行政效率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远远强过美欧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由于规模不是很大，从十几户到几十户不等，体制上属于半私有、半集体制，保留了农民土地分红权。

初级社的合作分工方式更明显与精细，农民可以各施所长，劳动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劳动力也得到更合理安排，减少了互助组时在农忙季节争时令的矛盾。

能统筹合理安排种植，可以做到因地种物，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在修整田地，改良土壤，提高肥力，技术交流方面也得到明显进步。

初级社，船小好调头，便于日常事务管理，也很适合当时农村情况。很多东西都比较透明，农民看得见，内心就没有什么顾虑。

在参加初级社过程中，大家齐心协力，想尽办法增产增收，到了年底分红，粮食与收入都得到增长，积极性比互助组时更高。

毛主席在新中国广袤而贫瘠的农村，翻开崭新的一页。

04

年，对于奋发图强中的中国人而言，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也是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

这年五月，在遥远的莫斯科，赫鲁晓夫为了对抗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压力，正式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

华约与北约，世界两大政治军事联盟就此形成对峙状态，世界正式走向两极格局。

毛主席高瞻远瞩，从民族与国家利益出发，并没有加入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华约组织，而是集中力量建设自己国家，积蓄力量完成中国工业化。

新中国没有被时代裹挟。

走上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创业之路，从而为后来独立开创“第三世界”，进入联合国钉下一个楔子。

这就是毛主席的过人之处，考虑问题总是从长远的大利益出发，并不在乎眼前仨瓜俩枣的小利益，眼光要比其他人多看50年乃至年。

为了民族与国家的核心利益，他毅然背负起巨大压力，带领全民族走上一条看似艰难坎坷，实则充满阳光明媚的康庄大道。

历史也总是在恰当的时候证明，毛主席当年做出的抉择是近乎完美的布局。

国际政治风云诡谲，国内经济建设热火朝天。

在毛主席大棋局中，实施社会主义农业改造是事关全局的关键，农业生产合作化还需要加快步伐，为完成中国工业化提供更多原始积累。

同年12月，毛主席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按语时讲到：

“对于条件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各省各市和各自治区，在和两年内，应当在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办一些试点性质的高级社。现在办的合作社一般是小型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应当取得群众同意，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

让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群众心中竟有一呼百应的崇高威望，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型过程中，得到全国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响应。

原计划用五年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任务，竟然在两年内就基本完成。

这种来得太轻松的胜利，让毛主席及广大干部集体产生一种错觉，导致后来人民公社初期，低估了广大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复杂性。

年初，全国的高级社只有多个，参加农户约4万户。

到年底，高级社爆增到54万个，全国参加的农户余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96%以上，基本上完成了农民个体私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转变。

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模范农业合作社。

山西作为老解放区，在农业合作化之路上，走在全国其他省市的前面。除了闻名全国的西沟村之外，还有一个更响亮的村庄，它叫大寨。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说得就是太行山脉昔阳县大寨村。

早在年2月，大寨村在农业劳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了49家农户成立了新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村支书陈永贵兼任社长。

年12月，大寨村新胜初级社升级为新胜高级社，陈永贵继续担任村支书兼社主任。

从这年起，大寨村开始走向历史的转折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山沟，逐步显山露水，成为闻名全国的示范村，新中国农村建设一面鲜艳旗帜。

大寨村位于太行山山脉，山沟石头多，出门都上坡，属于典型的穷山恶水，鸟不拉屎之地。该村总面积约1.88平方公里，全村有多户人家、多口人、多亩薄田。

在初级社成立之前，当地亩产不到斤，风调雨顺年景尚能度日，遇上灾年只能忍饥挨饿，农民生活异常困苦。

陈永贵当选社长之后，决定改变大寨村的穷苦面貌。

他同合作社其他骨干农民商议后，制定了一个十年造地计划。整治河沟，修建梯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

他们没有挖掘机，只有镢头、扁担、箩筐、小木车等原始工具，整个改造工程，全部靠人力完成。

全村人，在一种朴素而坚定的信念支持下，像发了疯似的日夜苦干。

为了抓进度，白天让人送饭到工地，晚上举着火把开荒到半夜。

经过几年愚公移山式的埋头苦干，把原本地势险恶的山沟、荒沟，逐步改造成稳产田、高产田，创造出黄土高坡闸沟造地的新经验。

大寨村在陈永贵带领下，一方面积极造田改田，通过扩增土地面积，实现粮食总产量的连年增长。另一方面，很注重学习根植技巧，通过优化种植密度、间距、施肥等方式，提高单亩年产量。

这个时期，大寨村还只是山西境内的模范村之一，被毛主席钦点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成为全国农业发展的标杆，是在年之后的人民公社时期。

与此同时，在河北遵化县西铺村，有个叫王国藩的贫苦农民，带领23户贫农组建了“穷棒子合作社”。

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通过勤劳节俭改变了穷困面貌。

办社之前，个个穷得叮当响，三餐都吃不饱；办社之后，家家成了余粮户，白面管肚子饱，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在湖南，也出现类似的先进人物。

常德县农民李光寿率领贫农组建互助组，不仅让村民能吃饱饭，还家家有点小存款，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很大的成绩，深受当地农民拥戴。

后来，他们组建了初级社，在国家政策感召下，又升级成立了高级社，走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之路。

总之，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类似案例，只不过他们没有成为“陈永贵”式的明星，更多的人是默默无闻。在偏僻农村里，他们做出了自己最大奉献与努力，他们都是无名英雄，值得历史去铭记。

年至年底，是农业合作化快速发展的几年，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农业改造。

年1月，毛主席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谈到农业合作化问题。

1、强调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国家积累的重要来源，从某种程度上讲，农业就是工业。2、在合作社收入中，国家、集体、社员三者之间按什么比例分配？大家要好好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3、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不能本末倒置，竭泽而渔。

然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要比想象中还要复杂。

一是当时农村基础太差，小农经济为主；

二是农民觉悟程度不同，大多数人只盯住眼前的利益；

三是很多基层干部是老革命出身，刚洗脚上田，缺少民主的工作作风。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对初级社而言规模比较大，从一百户到上千户都有。另外土地与生产资料都属于集体公有制，取消了土地分红，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农民没有额外的收入。

由于部分初级社仓促升级为高级社，干部缺乏管理大型合作社的经验，在管理上产生漏洞与偏颇，出现个别“冒进”现象。

比如劳动分工、工酬计算、绩效考核等问题。

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而言，地理区域的不同，耕种模式的不同，种植物种的不同，很难建立了统一的、精确的、科学的标准。

另一个比较敏感问题是收入分配制度，按什么标准去分配？

在当时，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标准，更没有法律层面的条例与法规，完全靠当地干部决定。

每个地方的高级社分配情况都不尽相同。

有的高级社，在收入分配上，向政府、集体倾斜过多，以致发生合作社增产增收，而社员个人收入不增反减的状况，导致部分社员产生负面情绪。

在这个过程中，被压制的富农，趁机放大了高级社的矛盾，致使社会对高级社认识产生偏误。

年2月，毛主席在北京听取部分干部反馈合作社问题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

农业合作社总方向是正确的，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如果不付出极大努力，就想轻松容易地得到成功，这只能是幻想。

事情也如毛主席所言。

高级社在经历初期的杂乱无章之后，逐渐开始走向有序，农村很多不合理的政策也得到及时调整。

要过河就需要搭桥，而搭桥是需要时间的，仓促搭好的桥或多或少都存在点问题。

对于勤劳而充满智慧的中国人而言，时间往往是最好的资源，然而新中国同样也缺时间，谁让我们的祖国在近代史上落后那么多呢？

而毛主席，深知这一切的根源，肩负起追赶世界的伟大使命。

任何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最主要是权衡其中利弊，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初级社在仓促的时间里，实现全面转型升级为高级社，违背了部分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在初期暴露了诸多漏洞与问题之后，同时也闪烁出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主要有以下几点：

1、保证了全国粮食总增产，满足了国家“统购统销”，为完成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累积；2、在农业技术还不发达的状况下，高级社集体种植管理，最大化利用了土地，对农业生产还是起到促进作用；3、照顾到村里孤、寡、残、病、老等弱势群体，发挥了民政作用，让农村社会风气更淳朴友善，社会更稳定与和谐；4、避免了农忙时节，农户之间争夺水利的情况，减少农村的矛盾。

高级社之后，就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开启，标志着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新的高潮。

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革新。

任何伟大的革新，注定都不会一帆风顺，人民公社从开始到解体一路充满曲折与坎坷，但也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让后来者看到得失的真理。

关于人民公社，具体可以参阅这篇文章。

人民公社：8大功绩，3个弊端，2条误解

05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互助组，规模不大，由几户到十几户农民自愿组成，从劳动规模上讲，有点像家庭作坊或小型加工厂，属于农业合作社1.0版本。

初级社，在互助组基础上组建而成，从规模上讲它属于微小型企业，很有活力，属于农业合作社2.0版本。

高级社，由多个初级社合并而成，或者有多个高级社合并而成，在规模上属于中大型企业，属于农业合作社3.0版本。

而人民公社，在高级社基础上，综合了工、农、商、学、兵，农业与工业齐头并进，从规模与业务上讲，类似今天多元化发展的集团公司，为农业合作社4.0版本。

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利有弊，但总体是利大于弊。

没有农业合作化，新中国工业化就失去重要的资金来源，将会大幅度迟滞中国工业化历程，中国同欧美发达工业国家的距离会越来越大。

毫不夸张地讲，没有农业合作化，就没有新中国工业化，没有毛主席时代的工业化，就没有中国现代化。

农业合作化另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过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这条路，像穿透林间迷雾的阳光，让农民看到全新的希望。

只不过大部分农民没有等到这一天，因为他们为之奋斗多年的集体经济，在一道政令下土崩瓦解，只有少数人坚守住初心，守到了雾散云开灿烂时。

大部分农民失去了组织与集体，只能依靠自己个人力量去谋生，像浮萍在大海上一样漂荡，看似前面一遍开阔且自由，多年后连自己都不知道哪里是方向……

（寒牛出栏原创文章，感谢您耐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