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25日,工作人员正在向商户进行疏解政策宣传。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骆国骏、方立新、涂铭、强晓玲、孔祥鑫、李嘉瑞)4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浙江村”重生记》的报道。

35年前,35岁的河北沧州人于桂亭第一次到美国纽约,在纽约郊外的一个大型商场考察时,他萌生了一个梦:有朝一日在自己的家乡打造这样一个商业“巨无霸”。

25年前,18岁的浙江乐清人王立弓在北京寒冷的冬夜,一个人用力蹬着满载货物的三轮车,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打拼出自己的家、自己的工厂,让生活不再艰辛。

15年前,12岁的北京丰台少年王佳放学回家路过嘈杂而又脏乱的街口,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他心里充满了期待: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什么时候能静下来、美起来?

……

人人都有梦。当人们逐梦前行,千千万万个体的梦发生交集,如同百川入海,互相激荡,就会造就一个伟大浩瀚的时代。

于桂亭、王立弓、王佳,这三个生于不同年代、长于不同地域的中国人,他们的梦想汇聚在一个叫“浙江村”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浙江村在北京城南一隅应运而生。三十年间,伴随着于桂亭、王立弓、王佳他们的“梦圆之旅”,“浙江村”也经历了涅槃般的重生。

扎根异乡

那个雪夜,是王立弓内心的一个坎,也是他一直渴望安定的注脚。

今年40出头的王立弓,至今仍记得二十多年前那个格外寒冷的冬夜。那是一辆装满呢料大衣的三轮车,他要赶在凌晨4点送到大红门服装批发早市。途经一座立交桥的大坡道,“车实在太沉了,根本蹬不上去”。

人本就瘦小,四处更无帮手。王立弓只好卸下货物分批次往返抱上坡道,车子轻了蹬上去,再把货装上。“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开市前把货送到。”话毕,神采奕奕的王立弓沉默了良久。

从16岁跟随叔叔在大红门附近做服装加工,到如今旗下拥有三个服装品牌,资产上亿元,王立弓说起北京创业,除了苦,更多希望自己“不再漂泊”。

王立弓的创业经历,是很多早期在北京“浙江村”打拼的浙江商人的一个缩影。

“浙江村”商户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温州,以乐清人居多。温州靠海,田地不多也不肥。如果不冒险出海,在家种田是没有出路的。

改革开放前,一些心思活络的浙江温州人到外省闯荡。担着扁担,到周边省份做小生意；或是跟着同乡,到远则西北、近则江南的地方学徒做工。

年,14岁的浙江乐清姑娘庄碎蕊就不再上学,跟同乡学了裁缝手艺。18岁时,便与大她一岁的同乡小伙子陆朝银来到北京大红门。

每天,庄碎蕊带着弟弟和同乡,在租来的平房里缝衣服。陆朝银蹬着三轮车,到路边摆地摊。每天,庄碎蕊缝出几十件衣服,陆朝银就能卖出几十件衣服。到了晚上,缝纫机收起,台面上睡个人,台面下也能睡个人。

有人用“四千”来形容早期的浙商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这在早期来到北京讨生活的“浙江村”“先驱”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外出闯荡的浙江温州商人是生活所迫,那么到了今天,闯荡已经成了浙江人的基因。

90后浙江女孩臧雅丹,从浙江大学毕业后,已经在杭州有了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但她不愿意过那种一眼看到头的生活,于是来到北京大红门,经营起了服装生意。

浙江金华人苏小竞,曾经在家乡的保险公司工作8年,有房有车,日子安逸,但内心里的那颗闯荡的火种从未熄灭。来大红门时,他已经30岁。

这样的故事,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京城奇村

对于“浙江村”形成的历史,官方的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温州地区农民进入北京大红门地区从事服装加工和销售,逐步形成了“浙江村”。

“从我记事儿起,不少浙江人就开始在村里活动,有蹬三轮的,有擦皮鞋的,有卖糖葫芦的,也有做服装裁剪生意的。”

北京丰台区南苑乡村民王佳生于年。在王佳的记忆里,自己8岁左右的时候,父母把家里平方米的院子租给了浙江人,“20多个人租住在我们家,开起了服装小作坊加工厂。”

而在温州籍学者项飚的考察中,“浙江村”的形成却更富有传奇色彩。关于谁是大红门“浙江村”最早的“村民”,至少有三种说法。有人说是一位曾在北京读中专的浙江人,有人说是曾在天桥商场补鞋后来经营布料的一位浙江人,还有人说是一位在包头经营服装的浙江商人,在回老家途中经过北京,意外发现原本的“积压货”非常好卖,于是留了下来。

年起,项飙开始了长期的“浙江村”调查。根据他的考证,最迟至年,已经有浙江商人开始在北京南城一带经营布料、服装生意。

据最早一批来大红门的浙江人回忆,从王府井的商场里买来衣服拆开当样板,在小作坊里“照葫芦画瓢”生产,再送到西单、王府井、天桥等商圈的商场、服装店通过“代销”“租柜台”的方式销售,或到前门、长椿街等地摆地摊,这些精明的“浙江村”“先驱”们打通了服装生产、销售环节,并借此积累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皮夹克在北京兴起,“浙江村”商户从中嗅到了商机,凭借成本低廉的优势,“浙江村”生产的皮夹克很快占领了北京市场。不管是外地来进货的商贩,还是来此零购的市民,大都奔着皮夹克而来,“浙江村”一时成了“皮夹克村”。

“浙江村”的出现,在当时商品短缺的年代,不啻一条“鲇鱼”。它冲击着传统国营商场的计划体制,更为普通北京市民的衣着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以前百姓买衣服都来商场,那时候突然就多了个‘浙江村’,抢走了很多生意。”曾在北京的长安商场、西单商场工作多年的肖扬(化名)回忆,她第一次去大红门的服装早市时,才发现那边的衣服不仅便宜、款式新潮,而且摊主们“都特别会做生意”。

曾在永定门外居住多年的“80后”北京市民刘洋记得,小时候对大红门的印象就是:“那里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即使是经过一次“倒爷”之手,卖到城里的服装店销售,还是比大商场里的衣服便宜很多。

年,北京市丰台区为大红门地区上万服装加工户提供经销场地的京温大厦正式建成使用。“京”“温”两字分别代表着北京和浙江温州。

在当地很多村民的记忆中,这段时间涌入大红门地区的外地人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项飙在他《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中写道:到年,北京丰台大红门地区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10万人,而本地的北京人只有1.4万人。这些外来人口,多数来自浙江,从事服装生产和销售。

京温大厦投入使用后几年间,北京南中轴路形成了一条2公里长的服装商业街。

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北京新世纪服装商贸城、连发轻工市场等20多个大型服装批发交易市场相继建成使用,一座座高楼鳞次栉比,各式各样的服装广告牌林立其间,散发着大都市浓郁的经济氛围。

到90年代末期,低价服装的市场被“浙江村”抢走了不少。“逛商场买衣服的,主要就是中老年人了。即使有年轻人,也是来买一些高档名牌服装。”肖扬说,那会儿流行一个词,叫“拿货”。中学生、小青年们结伴去大红门买衣服,只要说是“拿货”的,就能冒充批发商户,以较低的价格买下衣服。

3年,首届大红门服装商务节开幕,北京丰台南苑乡政府在此期间宣布,要把大红门地区打造成10平方公里的集服装商贸、加工和配套工程为一体的现代化商业区。

大红门服装市场逐渐摆脱了曾经低质低价的状态,商户开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与此同时,意大利皮尔·卡丹、法国梦特娇等品牌登陆“浙江村”,红豆、恒源祥等国内知名品牌代理商也选择在此落户。

此时,“浙江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大红门地区,向北拓展到了东城区永定门外地区,向南延伸到大兴区的西红门、青云店等地。从设计到生产,从批发到零售,一条服装产业链在北京南城蓬勃发展。

到21世纪初,大红门地区已经成为中国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市场。当时平均日吞吐货物量可以达到吨,年交易额达亿元人民币,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54.5%。

空前变局

由于大量的浙江人涌入,“浙江村”的本地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搞起了“瓦片经济”,靠“吃房租”生活就很富足。“9年,我家盖起了二层小楼,十多间房屋租给了30多个人,每月的房租就有将近1万元。”年出生的村民刘文杰说,“有的村民家里有多间房屋,一个月租金收入有好几万元。”

虽然钱包鼓了,但大量的人口涌入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烦恼:拉货的汽车、三轮车横冲直撞,道路拥堵不堪,噪音扰民长期存在,垃圾随处可见,打架斗殴时有发生。

“碰上下雨天,污水到处都是,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哪里有个‘首都’的样子?”王佳说,“上中学那会儿,我就经常想,我们这地方啥时候能整治整治,让老百姓有个好点的生活环境?”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副乡长王健说,“浙江村”历经20多年的发展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繁荣,但人员大量聚集也随之带来了“大城市病”,社会治理一直是大红门地区的难题。

年4月25日,大兴区旧宫的一座四层楼房发生火灾,17人死亡,25人受伤。在很多人看来,作为“浙江村”服装产业链条的重要地区,大兴旧宫的火灾是偶然也是必然。

北京市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依托于大红门市场在大兴区部分村镇形成的服装生产集中区域,正规的厂房仅占30%,而70%则是小加工点。大兴旧宫火灾的事发地正是一处家庭式小作坊。

年5月3日,大红门京温商城内一名女子坠楼。5月8日,京温商城门前发生大量人员聚集情况,引起社会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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