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奇点，正在重塑制造业的格局

每一次科学的突飞猛进，都为制造业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如果说蒸汽机技术引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让制造业走向机械化，电力科学引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制造业走向规模化，计算机科学技术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让制造业走向自动化；如今在5G、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正在不断超越摩尔定律[1]的极限，呈几何级数增长。科学的奇点正在逐步逼近，作为工业文明时代辉煌的制造业，也必将发生“断裂”式的变革。

生产资料变革：从机器走向技术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在传统大工业生产时期，机器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可以说，“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3]。”当以信息技术为导向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来临时，技术融合到制造业生产的全链条全环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技术从生产资料的推动者成为生产资料本身，正在与制造业发生着深层次的渗透交融。

此时，成熟的工具和流水线已经不再是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本身才是发展核心。制造业强国日本、德国的实践无不证明，“新技术知识的创造和新技术的引入，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报酬递增的源泉”[4]。如果想在新的制造环境中占据新的价值前沿，就需要不断发现变化的价值点，不断创新研发，不断发展以核心先进技术为引导的精密制造。譬如全球最大的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ASML）正是依靠“从沉浸式光刻到如今EUV（极紫外光）光刻技术”这样孜孜不倦的技术引领、世界第二的专利申请量，让一个起初只有30人左右的小公司在短短20年不到，称霸世界半导体领域。

新科学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快的更迭速度让原本几十年不曾落伍的机器，如今可能不到5年就发生淘汰与变革。制造业发展最大的风险在于不行动，即：抱着固有成熟的技术、成熟的生产设备、成熟的产品，原地停步不前。电信时代创造辉煌奇迹的诺基亚，却在智能时代莫名崩塌，以至于诺基亚现任CEO约玛奥利拉在记者招待会上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诺基亚确实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正是因为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没有做错”，导致“几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穷”，没有跟上移动通信的朝代变革，被苹果彻底超越。

对于制造业来说，也应充分认识到如今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技术的重要性，把握技术市场和竞争长期发展趋势，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用先进淘汰落后，形成在自身领域与行业内独特的竞争优势。

2.生产人群变革：从产业工人走向技术工程师

从基因测序到纳米技术，从可再生能源到量子计算、玻尔理论，各种领域创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也让新兴技术和各领域创新成果对制造业进行渗透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都要远远超过之前任意一个时代。先进制造需要高度的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如果说流水线时期，制造业生产发展最赖以生存的人群是熟练技术工人；那么如今，对人的依赖度在逐步降低。这绝不意味着人不再重要，而相反人开始负责生产中更重要的产品设计、产品规划和参数制订环节。那些在产业技术领域有着独特见解、能不断对产业生产流程做出提升的技术工程师，已经成为制造业中最宝贵的资源。

这些工程师不仅仅是原型的设计师和产品的研发者，同时也包括那些“黑手创新”（意指车间里的创新）工程师。正如同对于苹果公司来说，前首席设计官乔尼·艾夫（JonyIve）这样的顶尖儿型人才固然重要，但那些在特殊制造领域拥有着专业技能和创新思维的“贾尼切克[5]们”则变得尤为亟需。对于制造业来说，科学技术只有与生产技术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更大的产业推动力。“干中学、干中创”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路径。既有多学科先进科学知识，又有解决现实工程技术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技术工程师，将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中流砥柱”。

为抢占未来制造业的制高点，不论是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还是德国的《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以及日本的《日本制造业白皮书》，均将技术人才的培养作为国家制造业战略的重中之重，技术工程师已成为新科学时代制造业发展当之无愧的“大国工匠”。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当下，卡脖子的核心尖端制造早已被提上了日程，人才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多的被重视。

3.生产方式变革：从规模生产走向敏捷生产

技术的变革，不仅带来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变化，生产方式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在机械化生产时期，制造业生产主要依托大规模但品种相对单一的流水线作业，凭借人口红利助力规模生产，以规模生产降低成本，从而赢得成本优势与竞争力。然而，在技术引领的新工业革命时代，不单技术更迭速度不断加快，人们的消费偏好与消费习惯等也在持续变化，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这从客观上，倒逼新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及交货周期缩减，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因此，依托大生产线规模生产的重资产投入的生产方式，将越来越难以赚取高额利润。多样化与个性化的需求客观上倒逼着企业加快步伐进行新产品的设计、研发与生产。因此，制造业要想生存发展，必须有能力及时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优化产品和生产流程和产品，进行自我调整与革新。通过大量采购原材料以实现大规模生产时代已然过去，敏捷才是生产最优解！

敏捷意味着能快速发现机会，主动引导市场，驾驭市场变化，大批量的生产被动等待市场机会，最终等来的只能是一场空。对汽车工业产生划时代影响的福特汽车，曾经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装配流水生产线和质优价廉的T型车。但是福特却因为没有跳出既有生产线时期的思维魔咒，被强化“看板式”生产的小弟日本丰田汽车赶超，更是在今天被从硅谷走出来的“制造业新生”特斯拉颠覆。福特的败北就在于在市场高速变化的环境中，没有市场导向的快速技术革新及敏捷的生产应对，以至于在汽车产业丧失了竞争力。

在物联网引导的敏捷生产方式下，制造企业能够着眼于市场和用户的需要，迅速转产，定制生产，从而实现以市场为需要的多品种、变批量产品的快速制造。这种生产方式试错成本低、资金投入少、一旦市场成功却能带来为企业带来优渥的回报，同时还能将技术、人才的优势最大程度发挥。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企业不再需要投入巨型生产线、大规模圈地建厂房，依托持续改进的先进制造技术、高熟练度与创新性的技术型人才，依然能让那些没钱且没地的制造企业取得成功。

4.生产组织变革：从内部整合到关系网络

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时代，“大而全”是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出于对制造资源的占有要求和对生产过程直接控制的需要，也为了不断增强自身的制造实力，企业要么不断扩大业务板块与规模，要么直接并购上下游中小微企业。从原材料采集、半成品制造、产品生产，到商品运输、销售等全生产服务链条能力，成为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重要标志。对于绝大多数并不财大气粗的制造企业来说，建设工厂烧钱多投资巨大，且风险不可控，招募和管理上万名流水线工人更不是容易的事情，制造业的组织形态亟需质的变化。

信息革命、人工智能引领下的制造业变革下，让敏捷的订单化生产成为现实。产品的生产完全可以通过链条上每一环节均具有独特技术实力与优势企业的强强联合，实现共同生产、合作共赢。生产企业不用“AllIn（全都要）”版的臃肿庞大，只需在自己的某个小生产领域做到极致，就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的订单中占据鳌头。即使是如大众这样的传统大型汽车企业，也不可能在生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都具备同样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大众汽车的战略调整，便是聚焦整车设计开发、连接技术、动力总成的开发和生产，对各品牌生产线及零部件业务进行整合，外包给专门的企业进行各种零部件的生产与研发，以削减规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作为新一代的制造企业，年，苹果公布了在全球家供应商，一只iPhone手机从设计开发测试成果到量产上市，可谓集合了日本制造的关键零部件、韩国制造的芯片和显示屏等多家企业共同的生产结晶，最终由富士康进行总装。在这其中，苹果则集中精力投入在自己核心优势的环节——工业产品设计与研发上。

全球汽车产业的后起之秀、新能源车的领先者——特斯拉也不例外，其在动力总成系统、电驱系统、充电、底盘、车身、其他构件、中控系统、内饰和外饰9大部分集成了多家供应商。负极材料的供应商为日本日立化学（HITACHI），石墨来自于中国宝安下属子公司贝特瑞，钛酸锂则来自天齐锂业、巅峰锂业、亿纬锂能；隔膜来自日本住友化学（Sumitomo），原材料聚丙烯微孔膜、陶瓷涂覆供应商是中国南洋科技；电解液是日本三菱化学生产，其溶质六氟磷酸锂来自中国的新宙邦，添加剂来自于长园集团子公司江苏华盛……

通过产业链上生产企业有效的分工合作，每一家企业都能轻装上阵，充分发挥自身的个体优势。诸多核心竞争优势的集成与资源共享，直接推动了整个制造生产的效率和市场竞争实力。

巨型企业规模看似完备，但实则负担日渐加重，特别是冗长的决策流程让企业无法对新形势下的市场需求做出快速响应；此外，企业资源的过度分散平均化，使其在每个业务领域都需要发力，又都无法做到全部发力，核心优势难以凸显，经营风险不断增大。“小而美”的中小企业则能形成很好的市场响应机制和产业链分工协作机制，充分实现了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新科学革命下，制造从内部整合走向了生产关系网络。

可以说，在新科学革命引领下，从生产资料，到生产人群，再到生产方式、生产组织，都在发生着巨变。技术和人才成为制造业生产要素的核心支撑，效率成为新时代制造业的关键词，从粗放到精密、从规模到精敏。这场以科学技术变革为引领的先进制造业浪潮正在席卷着整个制造业，她带给制造业的不是产业门类的彻底颠覆，而在于通过细分产业生态的重构，成为搅动制造业内部产业格局的大鲶鱼。未来，各种技术创新将在全球制造业内掀起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巨变，越来越小型化精密化的仪器、越来越智能化的生产将成为趋势。无论是拥有庞大生产规模能力的传统制造业王者，还是产量规模刚刚及格的制造业新生力量，只要拥有专业技术领先且紧跟市场不断进取的先进制造力量，就有机会成为掀起行业旋风的狂奔后浪。

二、新制造，定义大都市产业的新价值

在新科学时代下，新制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也代表着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当新制造作为产业变革的全新力量，如洪水般袭来时，强化“从质变到量变”、“从粗放到集约”、“从GDP数字到GDP内涵”经济发展导向的大都市，显然需要转变思维，思索新制造的注入是否能帮助城市产业经济实现“从大到优到强”。

事实上，“小批量、清洁化、高价值”的特点已经让新制造不再是“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值”的夕阳产业。高附加值、高技术、高品质才是新制造的核心。由于更加注重技术运用和产业链协同，新制造产业扩展性强，就业拉动比高；同时新制造也是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不管现代农业、运输业，还是通信业、服务业……在这些非工业实现伟大创新的过程中，制造业的创新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可以说，缺少了繁荣制造的城市，便缺少了城市创新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说传统制造对于大都市来说是过时的淘汰品，那新制造则恰恰变成了大都市发展的必选项。一方面，新制造所必需的高水平创新和由足够能力的技术工程师，恰恰是大都市不可比拟的优势；另一方面，新制造也能帮助大都市连通科技、人才、创新、产业、服务等多种经济要素，让城市产业经济更具价值。

事实上，国际知名大都市,不管东京、纽约，还是巴黎、伦敦，尽快服务业占比遥遥领先,但他们依然是本国或者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不仅国际大都市如此，在全球产业升级和国内经济转型加快的双重压力下，我国以北京、上海、深圳为首的各大城市也都在积极谋划布局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年12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关于印发加快科技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系列文件的通知》中指出，“充分发挥北京制造业创新发展领导小组作用，加强统筹协调，积极与国家有关部门沟通对接，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在国家战略性和全局性重大工程中的推广应用”，并“支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研发机构建设”。而且，为响应北京市构建高精尖结构的10+3政策，以未来科学城、怀柔科学城、中关村产业园顺义园、朝阳园、丰台园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园区，均在积极发力生物医药、高端智能装备、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建设。

年4月，《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加快迈向全球卓越制造基地三年行动计划（-年）》发布，上海明确提出要擦亮新时代上海制造名片，到年，要初步建成世界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之一、若干个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世界级制造品牌汇聚地，加快建设全球卓越制造基地。北京、上海之外，其他大都市也纷纷跟上，强化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南京印发了《规上工业企业追赶三年行动计划》，强调要始终坚持把工业作为经济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西安为突出的先进制造业专门设立了“市长特别奖”；杭州为助推“新制造业计划”实施，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年全市计划出让工业用地宗、共计亩[6]。

可以说，新制造已经成为大都市产业生态构建的必须，是未来城市竞争的关键与核心。新制造之于大都市具有重要意义。

1.新制造，增强大都市产业韧性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所说，经济增长率决定于制造业生产的增长率。作为遵循卡尔多主义的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也强调，只有制造业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7]。在科学的强渗透下，如今的制造业与其他产业已经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关联及共振关系。技术在主导产业增长及生产率提高。同时，产业自身的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创新及研发活动，也能够带动和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增长，进而推动地方经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

可以说，制造业的乘数效应在增强，经济联系也相较之前更加广泛。据美国国家制造业协会统计，在美国，先进制造业具有所有经济部门最高的乘数效应。当制造业每使用1.00美元的投资，整个国家及社会可获益2.89美元的经济回报（按年数据计算）。每增加1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就会刺激3.4个其他行业工作岗位的产生[8]。以先进制造企业代表英特尔公司为例，其安装线上每增加10个岗位，就能带动在制造外其他行业中添加31个工作岗位[9]。

先进制造业不仅可以为城市带来高倍的经济增速，同时也能为城市提供高质量、高回报的就业机会。同时，一个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对于开发和采纳新技术至关重要，有利于增强大都市创新地位。美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美国70%的研发资助资金，雇佣了63%的国内科学家和工程师。另据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与工程统计中心企业RD创新调查部（BRDIS）的数据显示：年美国专利局总共批准了61,项专利，其中61%来自高科技制造业领域，共计37,项，25%来自中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共计14,项[10]。以技术引领的先进制造业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创新摇篮。甚至可以说，哪个城市率先拥有生机勃勃的先进制造业，哪个城市就更具有未来蓬勃发展的创新活力。

特别是当各种“所谓的新经济”泡沫被吹破，人们意识到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基于实体经济的成长，虚拟经济带不来经济的永久繁荣，更成为不了引领经济增长发展的持久动力，制造业巨大的乘数效应及之于区域经济发展创新的重要性被重新提起。如果要扭转经济的衰退，给经济注入永动力而非强心针，就必须强化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美国公众需要理解经济的实际运行，而非臆想中的运行。美国不需要新经济，美国需要的是实际经济。金融业并非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只有制造业才是。市场关系以及商品的买卖不可能奇迹般地创造出商品与服务，只有经济中的劳动人民才能如此。[11]”

与此同时，大城市纷纷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作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场“先进制造业”的都市回归浪潮正在慢慢席卷。

以伦敦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起，伦敦启动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全面转型，成功完成从制造业中心向全球金融中心和国际设计之都的升级，以至于伦敦的产业结构中，三产占比超过90%以上。0年后，出于增强城市活力、促进城市经济多元化以及扩大城市就业的需要，伦敦高度强调制造业的升级与发展，伦敦发展局更是提出伦敦制造业的发展目标是：把伦敦建成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制造业地区之一，开展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具有创新性和设计主导的制造业活动。

而全球大都市纽约，尽管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纽约经历了数十年的制造业衰退，但1年起，纽约政府开始不断的强化先进制造业发展，以重塑纽约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在美国制造业整体回流的情形下，“MadeinNewYorkCity（纽约市制造）”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口号，如今纽约已经形成了以“3D打印、生物医药、机器人产业、服装、食品”等为主导的多元制造业产业体系。自年起纽约制造业比重不断上升，据美国先进制造业协会（NAM）统计显示，年纽约市制造业总产值.58亿元，占GDP比重4.45%，制造业就业人口44.4万人，占当地总就业人口4.58%[12]，并已成为继芝加哥、洛杉矶之后的美国第三大制造业城市。

随着新科学的引入、经济的发展，制造业未来也许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依然会不断下降，但这种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的重要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赛迪顾问发布的《先进制造业城市发展指数》中，得分最高的分别为上海（83.6）、深圳（80）、北京（79.9）、广州（75.7）[13]，均为大都市。以上海为例,作为曾经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尽管80年代以来，金融、商贸等服务业占据主角，但上海并未放弃“上海制造”的金字招牌。在新一代技术革命来临之时，上海可谓是全国率先布局制造业发展的典范。年7月《上海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颁发，《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上海制造的发展方针，即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年5月发布《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加快迈向全球卓越制造基地三年行动计划》给出了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明确时间表：到年，制造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保持在25%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产值占全市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1/3左右。年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表示，上海不能不要制造业，而是要发展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的比重不能低于25%。夯实产业基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海结合自身优势，紧抓高端制造，着力突破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瓶颈，培育以世界一流企业、“独角兽”企业、“隐形冠军”为核心的卓越制造企业群体。如今，以集成电路、工业互联网、汽车、大飞机、海洋工程、航天、核电等正在重塑上海制造的辉煌，并在重塑新时代下上海的经济活力与持久性。在全国GDP百强城市榜上，自9年以来，上海一直位居榜首。

随着技术的注入，制造业作为大都市技术创新和服务业发展的依托，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推动城市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作为大都市经济的发动机，未来先进制造业将为城市构筑新的产业生态和经济增长点，也必将成为实现大都市经济良性循环和长久韧性的关键所在。

2.新制造，提升大都市的创新力

一个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基础，对于快速开发和采纳新技术、维持创新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大都市发展新制造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与提升城市创新力。这正是知识经济导向下大都市竞争的核心与关键。

在标准化大生产时代,生产流程已经成熟且标准化。因此，在知识要素密集的大都市研究出的成果,到人力成本和土地价值更低的地方去生产,不会降低效率,反而还有利于节约成本。然而在新科学技术层出不穷、产品创新更替加速的“高技术、定制化、小批量”生产时代,产品设计与研发不能像以往一样完全以规范化的语言进行编码化处理。研发和制造的模块化程度较之以往传统大生产时期更低，研发过程正在以更加不确定的形式对产品的制造产生影响。研发与制造在空间上的远离，会直接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在未对产品生产工艺流程进行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实验室里的研发人员就开展研发；这会导致研发与制造脱节，研发的成果将无法直接应用于生产产品的改进。

对于制造业创新的价值来说，产品的设计研发能力和产品的生产能力同等重要。把研究和生产制造分离开来，在不同的地方各自为战，会让企业在制造过程中无法及时应用最新科学技术。比如轴承制造企业可能会因为无法及时得到最新的涂料技术研究成果，而使得产品品质无法得到及时提升……仅仅考虑显性成本，将研发与生产制造离岸布局，有可能因为创新及生产能力的双重削弱而“入不敷出”[14]；反之，地理上的相互靠近，却可以让产品原型迅速试制开发、测试和扩大生产。

特别是在科学为基础的新制造中，创新需要跨专业、跨领域、交叉学科、广泛的沟通交流合作。如无人驾驶汽车产业的发展是硅材料、电池、短程通讯、传感器、边缘分析、计算机视觉、物联网等跨学科知识技术共同创新的结果。地理位置上知识端和生产端相互靠近，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知识的交流与转化，打破一直以来横亘于大都市基础学科研究与产业创新之间的藩篱。

基础科学，也正在通过创新制造而产生效益，例如：卫星导航因广义相对论而变得精准，激光打印和位图成像则使宇宙中的“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与价值。新制造也推动了基础科学的创新速率和效率。据麻省理工调查研究表明，如果创新的前期工作，也就是原型机制造、测试、展示、试生产，都聚集在一起进行，效率是最高的，而且还能加快产品投放市场的速度。因为大家可以共同探讨。如同通用电气（GE）尽管在美国以外建立了很多生产基地，但是其在纽约的GE全球研发中心内部依然保留着很强的生产制造能力。不少企业高管表示，“生产制造的整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要让产品不断发展，就必须对产品有认识，我们只有通过生产制造过程才能掌握这些知识。为了保持竞争力，我们需要规模化专业技能。”[15]

大都市往往是知识要素最为集中的区域，聚集着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强大的人才基底和科研支撑。以日本先进制造业中心东京为例，其大学数量占到了全日本的三成左右。在日本排名前20名的高校中，东京都市圈占据了9个，其中包括在科学技术领域享负盛名的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16]。同时东京的科研力量也非常突出，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四成和六成。

之于我国，大都市同样是创新的据点。北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市内拥有93所高等普通院校，其中高校8所，高校18所。但要将这种知识要素切实转化为城市创新能力，大都市需要牢牢把握在技术变革不断加速的生产导向下。同时，大都市更不能放弃先进制造业，而是要率先发展新产业所需要的下一代新技术，提升城市创新的领导力，避免陷入欧洲一些大城市的创新围城——如伦敦，尽管基础密集，但在实施和转移方面落后，甚至城市在科学领域研究发表专著越来越多、专利越来越多，但增加值导向的工业应用却很低。

知识资本是科学时代制造业增长的新源泉，是生产过程中新的或改进的产品或工艺的来源，也是生产函数中最重要的因子。新制造为大都市架起了知识资本和产业间的桥梁，有助于打通大都市基础科研与产业的创新通道，推动大都市的创新力提升。如前所述，东京都拥有强大的科研实力，但正是因为都市内强大制造业的基底，才让这些科学研究不成为无本之木。通过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东京研究机构与企业间保持着紧密的互动,持续进行着先端生产技术的创新。众多知名大学内部也设立着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尖端科学研究机构和基础共性技术平台。

如东京大学有名教职员工和研究人员，下属大学研究中心14个，国际高等研究所3个，附属研究所11个，涵盖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宇航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等众多领域。每年与私营公司进行约1,项联合研发，已合作企业类型包括大型通信公司、健康食品企业，化妆品公司，大型电器制造商，外资大型通信设备制造商等。利用东京都强大的光学制造业基础，并配合学校的科学研究实力，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研发出配备AI图像识别算法的光学显微镜，已经成功运用到了生产实践中,加速了东京都光学产业的竞争力。如今尽管受到城市中心区土地趋紧的限制等影响，部分制造企业迫于无奈向东京都外围迁移。但是总体来说，最核心的研发和生产环节仍布局在东京都50km范围半径内，如：奥林巴斯的生产研究所就在位于东京都西郊的八王子市，厚木市也成为了新的企业研究所聚集地。

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制造将科学成果及时产业化、市场实践提升了东京的创新能力。据年4月科睿唯安发布的《德温特-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显示，全球26%的“创新百强”位于东京都市圈，包括佳能、日立等。京滨工业带更是蝉联创新指数榜首。

生产环节的制造是科学创新的源泉，而科学创新要素的高度聚集又可以反推制造业的发展创新。科学技术决定着未来制造业的竞争力，知识资本的持续积累是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促进要素。离开了制造业的研发就好像无源之水，研发产出直线降低，原有的人才和创新基础也被削弱。在知识要素高度密集的大都市，未来则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在大都市产业布局中，将研发和生产在地理上相互临近，为城市释放更大的创新价值。

年9月23日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适时启动新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技术为代表的新制造是构建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城市财富和剩余价值创造的主体；如果抛弃制造业，将会为城市带来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城市竞争力更无从谈起。在国家产业政策引领下，大都市也应抓住新制造，推动城市经济的稳固发展和创新竞争力的提升。都市制造，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三、大都市，如何留住新制造?

既然新制造能为大都市产业注入无限的新动能，那么大都市该如何留住新制造？新制造引来之后,大都市如何为其营造生存的最佳土壤？

技术的注入，生产方式的变革，让制造业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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