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逡巡，岁月的色彩笼罩了整个时代的更迭变迁。

服饰，作为人们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被越来越多的提及到现代社会的审美潮流之中，其中，也不乏有传承性质的手工裁制作品，一丝一线承载着手工艺者对这门手艺的热爱，他们以针为画笔，丝线为墨，运用古老的缝制手法，意在传承、延续传统的服饰文化。

寻古探今，服饰采用的原料在变化，服饰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着，但无论选用怎样的材料，都没能撼动蚕丝制品在现代社会中所占据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关于桑蚕文化，一种说法是，它始于嫘祖，传为西陵氏之女，黄帝的元妃，在黄帝战胜蚩尤后，为黄帝和部落其他首领加工衣物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部落内的妇女采摘的“白色小果”，听闻事情的起因经过后便对这个坚实的白色小果激起了兴趣，在多次上山勘察了解之后，发现这种白色小果其实是一种虫子吐出的丝线缠绕编织而成，她灵机一动，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将事情报告给了黄帝，成功保护了遍山的桑树，也是由此，蚕丝正式被人们发现。

之后嫘祖受到蜘蛛结网的启发，将蚕丝织成面状，自此，“绸”便代替了树叶和毛皮，成为人们的保暖遮羞之物，也正是在嫘祖的带领之下，人们开始学习养蚕、丝织、制衣，蚕丝正式走入人们的生活，开始成为衣着饰品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而另一种说法是，现今考古学家根据考古学的发展推测，桑蚕文化起始于新石器时期中期，证实蚕丝得到利用的则是在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到的半个蚕茧，有锐器削去茧的痕迹，这一发现，为后续桑蚕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随着王朝变迁带来的地域扩张和生活发展，丝绸开始逐渐成为用于对外贸易的商品和用于促进双方友好交流的介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广为流传的丝绸之路，在王朝的繁荣壮大后，丝绸之路成功开拓至海上，并通达朝鲜、日本等多个国家。

丝绸种类以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为优，锦则以云锦、蜀锦、宋锦闻名，典型的丝织品研究以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作为开端，其中出土了纱、花罗、绮、锦、麻织品等多种丝织品，制品和原材料汇总高达数百单位，涵盖目前所知的汉代丝绸品种的大部分，对丝绸业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起初，丝绸是以桑蚕丝为主，少量的榨蚕丝和木薯蚕丝作为补充。在商周时期，桑蚕业已初具规模，统治者对桑蚕产业进行了严格的组织和管理。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层的重视使得桑蚕业得以快速发展，在农业经济中占据巅峰位置，细化分工、有效生产，更在一定程度下扩大了桑蚕产业的规模，花色品种逐渐丰富，绢、绮、锦陆续出现，生活与艺术的有机结合，大大提高了丝绸文化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秦汉时期，丝织业空前繁荣，在汉武帝的政策推行下，丝织品流入周边各国，也带动当时的丝织技术走向国外，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魏晋隋唐时期，由于战乱导致政治格局变动，丝绸业的重心开始移向长江流域，为江南地区丝织产业崛起奠定了地域基础。

到了唐代，迎来了丝绸业的鼎盛时期，出现了黄河流域、四川巴蜀地区、长江下东南地区三强鼎立的重要丝绸产区，丝绸开始在不同阶层中实现规模生产，产量、质量和品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周边各国开始广泛学习丝织技术。

两宋时期，随着桑蚕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宋锦、丝、饰金织物等新品种，江南地区丝绸生产具有重大优势，浙江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官营丝绸生产作坊具有相当规模，在京城少府监属下设置绫锦院、染院、文思院和文绣院，同时还在重要丝绸产区设置官营织造机构。

东京的绫锦院，真宗年间有织机多张，润州织罗务年产量万匹，新兴丝织业中心城市婺州，号称“衣被天下”；元明时期，北方地区丝绸业开始衰落，江南地区丝织产业更加繁荣，织造体系开始趋向官营化，相继出现了许多丝绸乡镇，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区域性密集生产，其中苏、杭、松、嘉、湖为五大丝绸重镇，生产方式也有所改变，分为有“局织”和外发“领织”两种。

局织是轮班徭役制，领织为民间机户，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元代有所松弛；到了清朝时期，官营织造体系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原料也以采买为主，总体规模比明代有所缩减，重要的有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合称“江南三织造”，负责供应宫廷和官府需要的各类丝织品。

晚清时期由于不规模生产和政府打压、外敌入侵，丝织产业在一定程度下受到限制；在民国时期虽有短暂恢复发展，但中日战争的打压，仍旧使得丝绸产业停滞不前。

而今，丝绸大多加入了人造或天然长丝纤维，应用于手工或机械生产当中。运用原始缫丝方法，把若干粒煮熟茧的茧丝离解，合并制成生丝或柞蚕丝，在此基础上进行织造工艺，经线和纬线按照一定组织规律相互交织形成丝织物，对丝织物进行精炼、漂白、染色、印花、整理，实现丝织物的染整，从而成为具有艺术气息的丝绸产品。

目前，丝绸行业仍具有很强的传统文化色彩，具备很强的艺术创新价值，在无数次尝试和发展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值得当下许多产业予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