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逆行。

01

有点黄，是记者陈深对东莞的第一印象。

年夏，陈深来到东莞做采访，第一次听到颇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服务，项目丰富到令人咂舌。

规模之大让人误以为色情业在东莞是合法的，当时坊间有段子，“在东莞找不到小姐才要报警”。

灯红酒绿的桃色“文化”，掀开的是东莞的另一个标签——世界工厂。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计其数的富豪、打工仔、港台商人来到东莞谋求商机。

年，台商章文韬第一次踏足大陆，从罗湖过海关进入深圳，“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即便都是中国人，但穿着、语言的不同，让章文韬有种错位感。

走出广州火车站，眼前是绵延数百米的农民工，他们挤在行李架或者椅子下面，从家乡辗转来到珠三角讨生活。章文韬当即有种想逃回香港的冲动。

彼时，东莞环境之恶劣让人难以想象。没有自来水、没有柏油马路，甚至没有出租车，买菜骑行三个小时稀松平常。

时代的机遇正是从荒芜之地开启的。一位东莞当地人说，东莞人对财富的热情，就像西方人对宗教的狂热。极度的财富热忱，让东莞拿到了一张全球经济的通行证。

《纽约时报》曾这样描述东莞：“这个城市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但正是它的万人口在填充你的衣柜。别的不提，在美国销售的运动鞋中，有40%来自东莞。”

当东莞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时，全球经济正在秋雨中飘摇。亚洲四小龙日趋落寞，制造业成本攀升，日益缩水的利润，让商人们思考着下一个产业聚集地。

此时，中国人口红利初显，正迈入全球化浪潮的第一幕历史，幕布拉开，东莞是舞台的主角。

年7月，一位名叫张子弥的港商来到东莞太平服装加工厂，他从包里掏出一个黑色人造革手袋和一堆毛料，想让工厂复制手袋。

当时的老厂长，叫来几个技术骨干，他们根据张子弥拿来的手袋，模仿设计绘制，熬了一个通宵后，试制出了一模一样的手袋。

两个月后，这家名为太平手袋厂的工厂，获得中国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编号“粤字”，投产第一年便获得加工费万元。

“大家都找县轻工局和手袋厂负责人，千方百计托人找关系争着去手袋厂上班”。当时，东莞工人的平均月薪为80元左右，但在太平手袋厂能拿到元以上。

进入手袋厂的工人被称作“太平人”，此后，这批人先后开办起了自己的工厂。以燎原之势揭开了外资企业入驻东莞的大幕。

几年之间，东莞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崭新的楼宇与低矮的厂房交错而立，车间二十四小时运转，无论是白天或是黑夜，这片蕞尔之地，总是川流不息。

交易往来，但总有政策限制。彼时，香港与特区深圳可以互相买卖，而东莞只允许小额对外补偿交易。在香港卖掉的农产品，只能以物易物，不能带港币回莞。

时间久了，东莞人学会了钻补偿贸易的空子，做起了变相走私的生意。他们将港币埋在船内的稻草中，或是用港币买紧俏的收音机、电风扇等商品，再转卖给内地人。

东莞第一桶金就此而来。历经30年的发展，东莞有如一座巨型迷宫，千篇一律的厂房与城镇，交错其间，初到东莞让人不知身在何处。

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东莞这座巨型迷宫，也将成为锁住自身的镣铐。

02

9年冬，东莞虎门镇博头工业区的招工台一字排开，绵延数百米。这是厂区最宽阔的一条马路，从这里任意穿过一个路口，便是大大小小的制衣厂。

然而，此前熙熙攘攘来应招的农民工，犹如被橡皮擦擦掉一般，全无踪影。

工厂用尽招数，在大红纸上加粗备注福利，“夫妻有单独间”“宿舍有空调热水”，甚至有制衣厂开出“每年旅游一次，年底奖金”的条件。

平安夜刚过，香港厂长姜赫的略显疲惫，公司在美国的工厂刚被卖掉，而越南工厂已停工2年，中国工厂虽在勉力支持，但员工已从1万巨减到人。

东莞用工荒的新闻登上报刊，有人分析，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效果显著，如今，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薪酬待遇与珠三角差距缩小，很多农民工选择在当地就业。

而危机的源头，潜藏在8年。

当年秋季，美国寒流来袭，早有预兆的金融海啸也在8年春节前后刮到了东莞。

订单骤降，工厂减产、歇业倒闭，此起彼伏的裁员浪潮如多米诺骨牌，引发东莞集体倒闭潮。

人流稀落，酒吧喧闹的音乐在空旷的街道回响，世界的目光投向傲人的世界工厂，有人预测“这里将成为空城、死城”。

刘彪对于金融危机的感受更为直接，金融危机后，许多工厂主找他减租。

在工业园后面的一条巷子里有一栋雄禧楼，二房东刘彪接手已有5年多，他管理着50多个房间，“房租一直在降，现在每月元，换了去年，低于元绝对不租”。

风暴来临前，东莞订单如旧，机器轰鸣。而身处高位的人早有预测，“知道要来，只是没想到这么快，这么猛”。

金融危机后，东莞经济曾一度负增长，经济增速连续多年在珠三角排名垫底。从倒数第一到第一，跌落谷底的东莞用了整整10年时间。

东莞，这个没有灵魂的巨人，在全球经济的严冬中蹒跚而行。低附加值的代工模式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去或留，成为当时东莞诸多企业的首要命题。

有人这样形容当时的东莞，“把一只青蛙放在温水里慢慢煮,青蛙是没有反应的,如果把一只青蛙丢进开水,它就会蹦出来,获得生存的机会。”

在产业转移的寒流中，孱弱者溺死，为幸存者留下生存的空间；而活下来的，则变得更为强壮。

03

正如对金融危机的来袭毫无准备一样，东莞订单的复苏同样没有预兆。

9年春夏之际，欧美市场的订单开始回升，招工陡然猛增。

东莞智通人才市场外，喧嚣一片，卖纸笔和胶水的小贩们将桌子摆到人行道上，拿着简历的工人在招聘人员前挤来挤去。

经济回暖，一方面源自人力成本的上升。一家电子厂的招聘人员称，经历金融危机后，工厂设立了专门的研发部，改装生产线，如今用人成本比机器更高。

而另一方面，有谋略的企业家看得更清楚，依靠外来加工的经济十分脆弱，自创品牌开拓内销才是抵御风险的良方。

东莞某制衣厂一度为鄂尔多斯代工生产，在金融危机后，他们在北京设销售分公司，自创品牌，通过商场、电商销售。

回暖，让东莞舒了口气，但所有人都清楚，世界工厂的重生，并非一日之功。对于突如其来的复苏，不少人持谨慎态度。

行业问题正在升级为城市问题。

年，东莞市委市政府提出“腾笼换鸟”的政策，即把那些低附加值的加工企业请出去，把高附加值的企业请进来。

这一年，从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已至，中国人口对世界的贡献走向终点。而艰难爬坡越坎的东莞，也行至拐点。

拐点之上，却意外引爆了东莞的另一个社会顽疾。

年，东莞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舆论危机。2月9日，中央掀起扫黄风暴，东莞街头的霓虹招牌熄灭，酒吧冷冷清清，连出租车司机的生意都骤然减少三分之一。

经济转型撞上社会升级，中国制造业舞台上的主角，成为中国外贸转型升级的标杆。

年新年伊始，东莞传来捷报，“年地区生产总值成功跨上万亿元门槛”，成为当年全国唯一晋级万亿元的城市。

历经改革开放初期的混乱、金融危机的肆虐，如今东莞从沸水中蛙跳上岸，世界工厂也终于华丽转型。

人口，是近两年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我们为何对人口问题如此重视？在全球诸多国家加速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当下，我们该如何解读人口问题？

在由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吉·普拉丹合著的《人口大逆转》中，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

正如书名所示，作者以中国人口问题为例，提出了“人口大逆转”这一概念，并预测未来几十年，人口逆转将引发的金融、财政政策、养老保障体系等全球性问题。

而中国，作为人口逆转的最前沿，在“反全球化”兴起之际，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